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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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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陶澍:陶澍


        陶澍严格来说并不是中国近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在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头一年死的。当时他任职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总督这个官职相当于军区司令员。当时中国共有八个总督(除去河道总督),每一位总督主管两个省或者是三个省。主管的是军政。但是当时的军队与现在的不同,当时的军队有很多职能,比如治安、消防、防汛、边防等等,所以相比之下当时的总督还要办理一些民政内容,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权力要大的多。而两江主管的是江苏、江西、安徽这三个省,正好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又是主要的税收地,所以两江总督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排在整个中国封疆大臣的第二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清朝的两大总督中,直隶总督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员,保护皇帝是第一要务,所以这个官员最重要的是忠心。而两江总督需要给皇帝收钱收粮,那么这个官员最需要的,就是能力。可以这么说,直隶总督是皇帝认为全国最忠心的大臣,而两江总督就是全国能力最强的大臣。陶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臣,但是很不幸,他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前一年死了。
如果他不死,中国近代的历史肯定会改写。
    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能力超强的大臣,而且他还是中国近代人物中,两位看相算命大师之一(另一位是曾国藩)。整个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几乎全部都是出自这两个人的派系。
    陶澍看相的本事真的是超一流的,他相中过两个人,一个是后期策划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胡林翼;另一个就是中国近代六次对外战争中,取得两次胜利的统帅——左宗棠。
    先来说说胡林翼,看看陶澍是怎么给胡林翼算命的。
    相传当时陶澍去当川东道的时候,从益阳进四川,半路跑到胡林翼的爷爷乡贤公府上去做客,发现了当时只有八岁的胡林翼,交谈之下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于是也不管胡林翼喜不喜欢,就决定把自己五岁的女儿嫁给胡林翼。后来胡林翼十九岁了,干脆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府上生活。胡林翼这个人年青的时候行为不端,据说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还跑到妓院里去找小姐,被陶澍的师爷给发现了,于是告到陶澍那里,说你的女婿非常坏,颇好声色犬马,陶夫人也埋怨自己老公,怎么给女儿找了这么一位女婿。谁知道陶澍却不以为然,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此子他日必担天下大事,岂有闲暇逸乐,让他玩玩无妨也。说回头这小子年龄大了,整天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连玩的时间也没有,现在年青让他玩玩也没事。后来胡林翼果真操心国事,累死在湖北。
    另外一个人就是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1837年陶澍回家扫墓路过醴陵,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被陶澍看到了,于是叫来左宗棠聊天,据说聊了七天七夜,结果认定左宗棠是一位史不世出的奇才。要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娶左宗棠的女儿,当时他的儿子陶桄只有五岁。要知道陶澍一生娶了七个夫人,结果生了一大堆女儿,唯独到了晚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举人,举人是什么呢。如果把京城的会试看做是大学毕业,那么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就算把会试当成是研究生,左宗棠顶多也只是一个大学毕业没找着工作的待业青年。以陶澍两江总督士林领袖的身份,与左宗棠这个待业青年攀亲家,何况当时左宗棠自己还入赘周家,是一个倒插门女婿。经典的还有,左宗棠竟然不同意这门亲事,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辈份不同,因为当时左宗棠的老师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这两人本身就是陶澍的下属,自然辈份不同。古人是很尊师重道的,对上下尊卑之分看的极重。第二个原因,就是身份不同。左宗棠是一介布衣,连工作还没找着,而陶澍是两江总督,大军区的司令员,当然身份不同了。
    于是陶澍苦口婆心的劝说,你说辈份不同,你和我,两个小孩子之间没有亲缘血缘,何况你我本身并没有师徒之情,怎么可以说辈份不同呢?如果说身份不同的话,我断定你今后的名望威望远在我之上,到时候就不是你高攀我,而是我高攀你了,所以也不存在身份不同的情况。左宗棠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陶澍第二年就死了,说成这门亲事,也有拖孤的意思,果然后来左宗棠尽心尽力帮助陶桄,把陶澍死后的家事处理的妥妥当当,自己也成为了名满天下的民族英雄。
    除了左宗棠和胡林翼之外,陶澍还欣赏和提拔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下属林则徐,后来林则徐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位民族英雄。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师爷魏源,魏源写了一本《海国图志》,里面有一句“师以夷技以制夷”,成为了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一直影响到现在,并且间接促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现在,我们可以整理出当时围绕在陶澍身边的这些人。
    陶澍的亲家——左宗棠:他能力最强的地方就是打仗,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残部,击败了西捻军,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回族之乱,打败了浩罕国和俄罗斯的入侵,从当时陆地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俄罗斯手中收回了新疆伊梨地区,指挥军队在越南击退了法国入侵者,成就了中国近代对外抗击史上最著名的战役——镇南关大捷。他是一名军事天才。
    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他是近代中国战争中统筹能力最强的天才,整顿湖北成为了打击太平天国的基地,慧眼提拔了类似李续宾、多隆阿、鲍超等近代中国最强的一批军事将领,统筹策划能力之强在近代中国无人可以比肩。
    陶澍的下属——林则徐: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以我察看史料发现,林则徐最强的能力在于整顿内部,惩治贪官污吏,一身正气逼迫洋人就范,把原本散沙一团的广东变成了抗战的最前线,众志成城一致对外,一改往日鸦片利益哭爹叫娘的局面。
    陶澍的师爷——魏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撰写《圣武记》、《海国图志》,师以夷技以制夷,为抗击外国入侵者提供政治纲领和发展策略,促进国人向洋人学习科学技术,从内部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能力。
再加上另外一位陶澍的下属:后来任两江总督的伊利布,此人最终促成中英两国和谈,达成《中英南京条约》,也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位外交人员。
    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都是围绕在陶澍身边的人才,而陶澍本人的能力如何?
    陶澍在任两江总督时,努力去做了两件事,虽然在他的任内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已经初见成效,一个是漕粮海运,这项改革相当于改变中国的粮食运输体系,并且可以改变当时的经济圈。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运河流域,如果漕粮海运,这一地区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就相当于让现在的中国放弃长江三角洲整个经济圈,可见他改革的魄力。另一项改革就是票盐法,类似于现在的税务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税收是从盐当中收取,所以盐务改革就等于是税务改革。
    虽然陶澍有这两项改革,但是他最著名的地方还不是改革家,而是敢言任事。
    任事也还罢了,怎么会有敢言这个说法呢?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当皇帝是怎么样的一份美差(每个朝代并不相同,这里特指清朝的皇帝)。
    皇帝每天早上大约在八点以前,接见军机大臣,地点是在皇宫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每天要接见的大臣没有定数,但第一批接见的肯定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们把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奏报皇帝,由军机大臣与皇帝在这里进行磋商,大约在十点钟,军机大臣退出。
    接下来皇帝需要接见其他大臣,通常第二批是特旨召见的各地总督,巡抚(相当于省长),亲贵大臣,部院大臣(各级部长);第三批是接见外放的封疆大吏,比如新任命的省长,或者是省级长官之类,这些人在去上任之前,要先来晋见皇帝;第四批是道员(类似各省厅局级干部),这些道员都由皇帝单独引见,一个一个的来;第五批是接见各地府台(市长)和县官,这次是所有人一起接见;第六批是接见内务府大臣,因为内务府管的皇帝家务,所以话比较多,也琐碎,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把他放到最后一个接见。
    如果哪个大臣突然有了烦心事,要跟皇帝说,或者是要跟皇帝打小报告(通常都是官员之间的小矛盾,小磨擦),那么也可以在西华门外“递牌子”,请求皇上接见。为什么叫“递牌子”呢?因为官员实在太多,皇帝记不了这么多,所以就搞一个长五寸,宽一寸,上绿下白的牌子,正式名称叫“绿头签”的东西,上面写着大臣的名字、官职、籍贯、出身(哪年考试得了第几名)等等,让皇帝参考,不然皇帝怎么知道你是谁,要干什么事呢。当然见与不见要看皇上心情如何了,如果见的话,就由领侍卫内大臣(皇帝的警备司令员)带着你来养心殿东暖阁“晋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军事方面的大事,或者是哪条河道决口了,那么大臣们就“叫起”皇帝,这时候无论皇帝在睡觉,还是吃饭,总之立马就得处理。
    把这些大臣们都接见完了,皇帝也吃完饭了,休息一下,下午就可以批阅奏章了,通常有几百件之多。注意,这个时候中文书写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奏章读起来会很吃力。而且有些省级干部废话特多,写一篇奏章动不动就是上万字,搞的皇帝头晕脑胀,叫苦不迭。于是军机处就把这些奏章写个“节略”让皇帝看,省时省心省力。不过一些重要的官员,或者是“密奏”,就不能写节略了,皇帝只有一字一字的自己看。皇帝在这些奏章的边上,用指甲掐出不同的印子,交给太监去处理。这样一天的事基本上也就完了,估计也已经是深夜了,只能睡觉,明天接着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祭祀、巡幸、较武、衡文,根本就没有节假日。
    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当皇帝,还乐此不疲,处心积虑。每天除了见大臣就是看文章,稍稍搞点娱乐活动就有大臣哭天喊地,撞墙自杀,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到死的时候回顾自己当皇帝的一生,全是接见大臣和看奏章,连皇宫大门也没出过几回,成了一个苦不堪言的极品宅男。
    回归正题,皇帝已经够累的了,偏偏还是有很多大臣的奏章不能及时处理。当时执政的道光皇帝心烦不已,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曹振镛出了一个主意,皇上以后看奏章的时候,不停的在这些大臣的遣词造句上挑毛病,或者是找些错别字把他们大骂一通不就行了。他们以后肯定会少上一些奏折,这样皇上的心情也会好些,工作会轻松一些。
    道光皇帝就这么干了,果然大臣们害怕被骂,奏折明显少了。但还有一个人却在不停的上奏章,这个人就是陶澍。
    陶澍不断的上奏章,奏报民间疾苦,奏报官员风气,奏报改革成效,奏报地方旱涝。道光皇帝刚开始嫌烦,也想挑毛病,但是挑不出。后来慢慢发现,整个朝廷里的官员都是人浮于事的,只有少数几个敢于任事,不怕得罪人,不怕吃苦。特别是陶澍,搞粮食运输改革,又搞盐税改革,一举得罪了江南最大的两个黑社会,漕帮和盐帮。并且任劳任怨,敢想敢说敢干,甚至连皇帝都敢得罪。久尔久之,道光皇帝心里就认为,只有陶澍才是讲真话的人,其它人都不敢向皇帝说真话,所以道光皇帝也特别信任陶澍。陶澍的奏章总是认认真真的回复,陶澍的事情也就全心全意的支持。领导的支持信任总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切事情成功的根本条件。
    那么陶澍就拥有了扭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能力,他的手下有一个统筹策划最强的胡林翼;有一个能够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左宗棠;有一个可能提供理论方案,让中国走上自强之路的魏源;有一个敢于任事惩治贪官污吏,并且刚正不阿的林则徐;还有一个能够进行外交谈判的伊利布;他本人是道光皇帝非常信任的人,并且是长江以南最大的官,又是中国文人当中的领袖;
    这是一个什么阵容?让人望而生畏!也许还比不上英格兰,只怕也不输给阿根廷,如果他们去踢世界杯的话。
    1839年6月,他去世了,1840年6月,在他去世一年之后,鸦片战争打响了。老天爷不眷顾中国,英国人也太会挑时候了。也许陶澍也不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但至少可以改变中国近代的历程。整个鸦片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把战争的真实情况汇报给道光皇帝,而原本能够做到这件事的,非陶澍莫属。
    陶澍临死之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遗折,推荐林则徐做两江总督。据说这个遗折是左宗棠根据陶澍的意思,给皇帝写的。
    陶澍死了之后,他的这个圈子也就散了。
    林则徐只身去广东,因为陶澍病重,鸦片之事只好先交给林则徐来干;
    左宗棠没找着工作,回到湖南老家,在岳父家的帮助下种地过日子;
    胡林翼此时已经考中了进士,成为了一名官员,并且当了江南考场的副考官,结果因为正考官做弊,受到牵连,被罢了官,也成了一名失业青年;
    魏源也失业了,他是陶澍的师爷,陶澍一死他也就失业了,他只好投亲访友,最终还是去给别人当了师爷。此后几年他给好几任官员做了师爷,却总是无法签一个长期合同。
    这个圈子就这样散了。于是鸦片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中国进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时期。
    录下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卓秉恬给陶澍的挽联,以示我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之情:
    天下大事公可属,
    江南遗爱民不忘。
    陶澎画像
    陶澍严格来说并不是中国近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在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头一年死的。当时他任职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总督这个官职相当于军区司令员。当时中国共有八个总督(除去河道总督),每一位总督主管两个省或者是三个省。主管的是军政。但是当时的军队与现在的不同,当时的军队有很多职能,比如治安、消防、防汛、边防等等,所以相比之下当时的总督还要办理一些民政内容,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权力要大的多。而两江主管的是江苏、江西、安徽这三个省,正好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又是主要的税收地,所以两江总督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排在整个中国封疆大臣的第二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清朝的两大总督中,直隶总督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员,保护皇帝是第一要务,所以这个官员最重要的是忠心。而两江总督需要给皇帝收钱收粮,那么这个官员最需要的,就是能力。可以这么说,直隶总督是皇帝认为全国最忠心的大臣,而两江总督就是全国能力最强的大臣。陶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臣,但是很不幸,他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前一年死了。
如果他不死,中国近代的历史肯定会改写。
    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能力超强的大臣,而且他还是中国近代人物中,两位看相算命大师之一(另一位是曾国藩)。整个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几乎全部都是出自这两个人的派系。
    陶澍看相的本事真的是超一流的,他相中过两个人,一个是后期策划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胡林翼;另一个就是中国近代六次对外战争中,取得两次胜利的统帅——左宗棠。
    先来说说胡林翼,看看陶澍是怎么给胡林翼算命的。
    相传当时陶澍去当川东道的时候,从益阳进四川,半路跑到胡林翼的爷爷乡贤公府上去做客,发现了当时只有八岁的胡林翼,交谈之下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于是也不管胡林翼喜不喜欢,就决定把自己五岁的女儿嫁给胡林翼。后来胡林翼十九岁了,干脆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府上生活。胡林翼这个人年青的时候行为不端,据说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还跑到妓院里去找小姐,被陶澍的师爷给发现了,于是告到陶澍那里,说你的女婿非常坏,颇好声色犬马,陶夫人也埋怨自己老公,怎么给女儿找了这么一位女婿。谁知道陶澍却不以为然,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此子他日必担天下大事,岂有闲暇逸乐,让他玩玩无妨也。说回头这小子年龄大了,整天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连玩的时间也没有,现在年青让他玩玩也没事。后来胡林翼果真操心国事,累死在湖北。
    另外一个人就是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1837年陶澍回家扫墓路过醴陵,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被陶澍看到了,于是叫来左宗棠聊天,据说聊了七天七夜,结果认定左宗棠是一位史不世出的奇才。要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娶左宗棠的女儿,当时他的儿子陶桄只有五岁。要知道陶澍一生娶了七个夫人,结果生了一大堆女儿,唯独到了晚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举人,举人是什么呢。如果把京城的会试看做是大学毕业,那么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就算把会试当成是研究生,左宗棠顶多也只是一个大学毕业没找着工作的待业青年。以陶澍两江总督士林领袖的身份,与左宗棠这个待业青年攀亲家,何况当时左宗棠自己还入赘周家,是一个倒插门女婿。经典的还有,左宗棠竟然不同意这门亲事,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辈份不同,因为当时左宗棠的老师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这两人本身就是陶澍的下属,自然辈份不同。古人是很尊师重道的,对上下尊卑之分看的极重。第二个原因,就是身份不同。左宗棠是一介布衣,连工作还没找着,而陶澍是两江总督,大军区的司令员,当然身份不同了。
    于是陶澍苦口婆心的劝说,你说辈份不同,你和我,两个小孩子之间没有亲缘血缘,何况你我本身并没有师徒之情,怎么可以说辈份不同呢?如果说身份不同的话,我断定你今后的名望威望远在我之上,到时候就不是你高攀我,而是我高攀你了,所以也不存在身份不同的情况。左宗棠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陶澍第二年就死了,说成这门亲事,也有拖孤的意思,果然后来左宗棠尽心尽力帮助陶桄,把陶澍死后的家事处理的妥妥当当,自己也成为了名满天下的民族英雄。
    除了左宗棠和胡林翼之外,陶澍还欣赏和提拔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下属林则徐,后来林则徐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位民族英雄。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师爷魏源,魏源写了一本《海国图志》,里面有一句“师以夷技以制夷”,成为了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一直影响到现在,并且间接促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现在,我们可以整理出当时围绕在陶澍身边的这些人。
    陶澍的亲家——左宗棠:他能力最强的地方就是打仗,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残部,击败了西捻军,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回族之乱,打败了浩罕国和俄罗斯的入侵,从当时陆地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俄罗斯手中收回了新疆伊梨地区,指挥军队在越南击退了法国入侵者,成就了中国近代对外抗击史上最著名的战役——镇南关大捷。他是一名军事天才。
    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他是近代中国战争中统筹能力最强的天才,整顿湖北成为了打击太平天国的基地,慧眼提拔了类似李续宾、多隆阿、鲍超等近代中国最强的一批军事将领,统筹策划能力之强在近代中国无人可以比肩。
    陶澍的下属——林则徐: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以我察看史料发现,林则徐最强的能力在于整顿内部,惩治贪官污吏,一身正气逼迫洋人就范,把原本散沙一团的广东变成了抗战的最前线,众志成城一致对外,一改往日鸦片利益哭爹叫娘的局面。
    陶澍的师爷——魏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撰写《圣武记》、《海国图志》,师以夷技以制夷,为抗击外国入侵者提供政治纲领和发展策略,促进国人向洋人学习科学技术,从内部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能力。
再加上另外一位陶澍的下属:后来任两江总督的伊利布,此人最终促成中英两国和谈,达成《中英南京条约》,也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位外交人员。
    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都是围绕在陶澍身边的人才,而陶澍本人的能力如何?
    陶澍在任两江总督时,努力去做了两件事,虽然在他的任内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已经初见成效,一个是漕粮海运,这项改革相当于改变中国的粮食运输体系,并且可以改变当时的经济圈。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运河流域,如果漕粮海运,这一地区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就相当于让现在的中国放弃长江三角洲整个经济圈,可见他改革的魄力。另一项改革就是票盐法,类似于现在的税务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税收是从盐当中收取,所以盐务改革就等于是税务改革。
    虽然陶澍有这两项改革,但是他最著名的地方还不是改革家,而是敢言任事。
    任事也还罢了,怎么会有敢言这个说法呢?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当皇帝是怎么样的一份美差(每个朝代并不相同,这里特指清朝的皇帝)。
    皇帝每天早上大约在八点以前,接见军机大臣,地点是在皇宫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每天要接见的大臣没有定数,但第一批接见的肯定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们把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奏报皇帝,由军机大臣与皇帝在这里进行磋商,大约在十点钟,军机大臣退出。
        接下来皇帝需要接见其他大臣,通常第二批是特旨召见的各地总督,巡抚(相当于省长),亲贵大臣,部院大臣(各级部长);第三批是接见外放的封疆大吏,比如新任命的省长,或者是省级长官之类,这些人在去上任之前,要先来晋见皇帝;第四批是道员(类似各省厅局级干部),这些道员都由皇帝单独引见,一个一个的来;第五批是接见各地府台(市长)和县官,这次是所有人一起接见;第六批是接见内务府大臣,因为内务府管的皇帝家务,所以话比较多,也琐碎,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把他放到最后一个接见。
    如果哪个大臣突然有了烦心事,要跟皇帝说,或者是要跟皇帝打小报告(通常都是官员之间的小矛盾,小磨擦),那么也可以在西华门外“递牌子”,请求皇上接见。为什么叫“递牌子”呢?因为官员实在太多,皇帝记不了这么多,所以就搞一个长五寸,宽一寸,上绿下白的牌子,正式名称叫“绿头签”的东西,上面写着大臣的名字、官职、籍贯、出身(哪年考试得了第几名)等等,让皇帝参考,不然皇帝怎么知道你是谁,要干什么事呢。当然见与不见要看皇上心情如何了,如果见的话,就由领侍卫内大臣(皇帝的警备司令员)带着你来养心殿东暖阁“晋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军事方面的大事,或者是哪条河道决口了,那么大臣们就“叫起”皇帝,这时候无论皇帝在睡觉,还是吃饭,总之立马就得处理。
    把这些大臣们都接见完了,皇帝也吃完饭了,休息一下,下午就可以批阅奏章了,通常有几百件之多。注意,这个时候中文书写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奏章读起来会很吃力。而且有些省级干部废话特多,写一篇奏章动不动就是上万字,搞的皇帝头晕脑胀,叫苦不迭。于是军机处就把这些奏章写个“节略”让皇帝看,省时省心省力。不过一些重要的官员,或者是“密奏”,就不能写节略了,皇帝只有一字一字的自己看。皇帝在这些奏章的边上,用指甲掐出不同的印子,交给太监去处理。这样一天的事基本上也就完了,估计也已经是深夜了,只能睡觉,明天接着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祭祀、巡幸、较武、衡文,根本就没有节假日。
    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当皇帝,还乐此不疲,处心积虑。每天除了见大臣就是看文章,稍稍搞点娱乐活动就有大臣哭天喊地,撞墙自杀,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到死的时候回顾自己当皇帝的一生,全是接见大臣和看奏章,连皇宫大门也没出过几回,成了一个苦不堪言的极品宅男。
    回归正题,皇帝已经够累的了,偏偏还是有很多大臣的奏章不能及时处理。当时执政的道光皇帝心烦不已,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曹振镛出了一个主意,皇上以后看奏章的时候,不停的在这些大臣的遣词造句上挑毛病,或者是找些错别字把他们大骂一通不就行了。他们以后肯定会少上一些奏折,这样皇上的心情也会好些,工作会轻松一些。
    道光皇帝就这么干了,果然大臣们害怕被骂,奏折明显少了。但还有一个人却在不停的上奏章,这个人就是陶澍。
    陶澍不断的上奏章,奏报民间疾苦,奏报官员风气,奏报改革成效,奏报地方旱涝。道光皇帝刚开始嫌烦,也想挑毛病,但是挑不出。后来慢慢发现,整个朝廷里的官员都是人浮于事的,只有少数几个敢于任事,不怕得罪人,不怕吃苦。特别是陶澍,搞粮食运输改革,又搞盐税改革,一举得罪了江南最大的两个黑社会,漕帮和盐帮。并且任劳任怨,敢想敢说敢干,甚至连皇帝都敢得罪。久尔久之,道光皇帝心里就认为,只有陶澍才是讲真话的人,其它人都不敢向皇帝说真话,所以道光皇帝也特别信任陶澍。陶澍的奏章总是认认真真的回复,陶澍的事情也就全心全意的支持。领导的支持信任总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切事情成功的根本条件。
    那么陶澍就拥有了扭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能力,他的手下有一个统筹策划最强的胡林翼;有一个能够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左宗棠;有一个可能提供理论方案,让中国走上自强之路的魏源;有一个敢于任事惩治贪官污吏,并且刚正不阿的林则徐;还有一个能够进行外交谈判的伊利布;他本人是道光皇帝非常信任的人,并且是长江以南最大的官,又是中国文人当中的领袖;
    这是一个什么阵容?让人望而生畏!也许还比不上英格兰,只怕也不输给阿根廷,如果他们去踢世界杯的话。
    1839年6月,他去世了,1840年6月,在他去世一年之后,鸦片战争打响了。老天爷不眷顾中国,英国人也太会挑时候了。也许陶澍也不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但至少可以改变中国近代的历程。整个鸦片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把战争的真实情况汇报给道光皇帝,而原本能够做到这件事的,非陶澍莫属。
    陶澍临死之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遗折,推荐林则徐做两江总督。据说这个遗折是左宗棠根据陶澍的意思,给皇帝写的。
    陶澍死了之后,他的这个圈子也就散了。
    林则徐只身去广东,因为陶澍病重,鸦片之事只好先交给林则徐来干;
    左宗棠没找着工作,回到湖南老家,在岳父家的帮助下种地过日子;
    胡林翼此时已经考中了进士,成为了一名官员,并且当了江南考场的副考官,结果因为正考官做弊,受到牵连,被罢了官,也成了一名失业青年;
    魏源也失业了,他是陶澍的师爷,陶澍一死他也就失业了,他只好投亲访友,最终还是去给别人当了师爷。此后几年他给好几任官员做了师爷,却总是无法签一个长期合同。
    这个圈子就这样散了。于是鸦片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中国进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时期。
    录下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卓秉恬给陶澍的挽联,以示我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之情:
    天下大事公可属,
    江南遗爱民不忘。陶澍简介: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订,湖南安化县小淹乡人。从小勤奋好学。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    陶澍从小才智过人,10岁时乡上油榨开业,拟请人写一幅大红对联志庆,连请几位秀才作联,主人都不满意,陶澍毛遂自荐,稍为思考一挥而就:    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    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    此联气势宏伟、珠联璧合,令乡亲刮目相看。    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且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为后代留下了不少佳作,蓍有《印心石屋诗抄》、《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传世。在他为官过的地方,民间流传着不少故事,《陶澍私访南京》作为淮剧的传统保留剧目,百看不厌,常演不衰。    清代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作一联挽陶公,对陶澍作了这样的评价: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第二篇陶澍:陶澍后人说陶澍


           ———采访手记
    莺飞草长,春暖花开之时,与几位友人在岳麓山盘旋览景。刚过半山亭,发现路旁一块硕大的青灰岩石上镌刻着凝重古朴的四字:印心石屋。有博学的友人告我,此乃清道光帝宣宗当年为重臣陶澍所书。贵为皇帝之尊能为臣子书赠墨宝,可以想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亦算是史上一件雅事佳话了。友人复又告我:你不是正写湖南名人传记吗,陶澍此人不可不写,我与陶澍的后人当年曾下放农村,哪天空了与你同去访访,也好填补了你书中这一段的空白。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杰出的人物层出不穷。在众多的杰出人物中,陶澍确是颇具特色的一个人。他一生横跨清王朝乾、嘉、道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人,也是我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外交内政、经济文化、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日趋走向破败的经历者。正应了友人那句话:陶澍不可不写。几天后,在友人的帮忙联络下,我在友人那间颇为讲究的客厅里,与陶澍的六世孙女希炯、七世孙子世普谈起了他们的先祖陶澍。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们一谈起百多年前的先祖陶澍,竟然情绪亢奋,如数家珍,一件不落,将那传奇故事一一诿诿道来,这让我窃喜此次采访的轻而易举。
   
听着他们的侃侃而谈,如同在读一部名人的传记,我的双眸渐被历史的烟云牵引而去……
   
(一)
   
重镇南天半壁雄,良臣干国奏肤公。
   
许身稷契经纶大,度世诠乔位业崇。
   
孤宿联辉依斗北,海筹添苄耀江东。
   
廿年开府垂名久,才是平头六十翁。
   
这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人物—林则徐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祝贺陶澍六十寿辰时,亲笔书赠的一首七律,也是林则徐对亦师亦友的陶澍一生的评价。
   
回溯至六十年前,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1月17日),陶澍生于湖南安化县,字子霖,号云汀。据说其父陶必铨英年得子,其欣喜自不待说,他认为“天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年大旱,冬谷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其以泽苍生也”。陶澍及后来出生的弟弟均以水旁命名,盖因当地传说所致。据传陶澍家乡小淹处于资江河畔,有三座山:虾蚣山、蜈蚣山、鸡公山,而江中有一块巨石,形状官印,附会便成“三公抢印”。鸡公不能入水,无法得印;蜈蚣怕鸡,不敢抢印;虾蚣能在水中游泳自如,方便夺印。而陶澍家居虾蚣山,由此,其名“澍”、“子霖”便与水联上了关系。陶澍后来官居朝中重臣,便有人戏称陶澍为虾蚣精转世,官印自然是他囊中之物。
   
一个乡村贫寒的孩子最终能进入清代统治中心,官至两江总督,单纯说他为某种运气所致,恐难说得园润。公允地说,应该与他自幼聪颖好学,虚怀若谷坚毅向上的精神,直至入官后能承上启下,锐意开拓的举措均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就了林则徐、魏源、贺长龄、李星沅、邓廷桢、陈銮、包世尘、汤鹏、黄冕、申启贤、胡林翼、左宗岸、曾国藩等中国近代史一代英杰。应该说,陶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是一位标志着封闭的、封建的古老中国走向开放、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二)
   
以中国当代社会为例,倘若国家“一把手”与其他领导人不是和衷共济肝胆相照,而是频相猜忌,那么国家的大祸便已不远了,文革便是明证。陶澍的“幸遇明君”,是促其进入统治中心的良机,而这良机不啻为一剂“升官催化剂”。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嘉庆帝仁宗驾崩。皇次子昊宁(1782—1850)继位,改元道光,是为宣宗。昊宁年轻时,有胆有识,深受高宗、仁宗喜爱。宣宗继位之初,锐意图治,重视人才,当即罢绌八旗昏庸老朽,起用汉族精英。宣宗多次在召见陶澍时表达了自己求才若渴的心情,为陶澍青云直上提供了客观条件。
   
鉴于陶澍为人正直“堪为大用”的经历,获得朝廷大员的举荐是其步上青云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年八月,重臣蒋攸钴奉召入京,当宣宗问计于他,蒋奏“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可大用”。由此,宣宗对陶澍有了较深的印象。第二个举荐陶澍的是孙尔准。话说陶澍在安徽任布政使时,循例觐见,在谈到某官渎职害民时,不禁当场怒目,须髯翕张。宣宗后闻之,疑其言过其实,有意取宠,遂密令安徽巡抚孙尔准察其为人。孙两次上奏如实保荐,陶澍终获大用。第三个保荐陶澍的为两江总督孙玉庭。他曾于道光二年向宣宗报告说:“臣于校阅安徽、江西两省营伍之便,沿途接见各官绅耆,留心延访年来两司道府,仰荷圣明,举直错柱,鲜有贪劣不才者,而安徽藩司陶澍尤为才识优长,持任公正,皆有根柢,洵堪委任之员。”
   
由于这些朝廷大臣的支持,陶澍进一步得到宣宗的信用。道光初期,陶澍的官宦之运便如“春风得意马蹄疾”,扶摇直上了。
   
陶澍的重臣之任是从安徽为始。他在此地从1820年至1825年任职三年半。陶初到时的一份奏折:“安徽地当水陆要冲,俗兼吴楚,大江以南,人文鼎盛,而刁狡亦多。江北各属,民情尚质,而犷悍难免。凤、泗一带,时有湖河之患,红胡捻匪出没其间…”即已道出治皖时的窘境。但陶澍不畏艰辛决心对全省进行全面的治理。
   
短时间内,陶澍即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治理:清查钱粮,抑制贪官;救济灾民,治理河堤;兴修水利,保障良田;设置义仓,以备荒年;注重吏治,整饬吏治;筹集经费,倡修省志。在陶澍雷厉风行的整治下,很快,安徽局面大有改观,呈现新貌。
   
难怪在道光五年六月,陶澍奉调离开安徽,临别有皖地诗人赠诗曰:父老殷勤酒一卮,依依皖口送桡时,江神也为人留别,特借东风向上吹。安徽人感念陶澍勤政
      
(三)
   
道光十年(1830)六月,两江总督蒋攸钴因病乞假,陶澍升为官宦之中最高的位置:实授二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江南江西军务。从此,陶澍登上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两江总督,历来就是清代督抚官员中最重要的职位。陶澍接受二江重任,一方面对皇权感恩载德:“荣施非梦想所期,庞恩汪哕;感激岂言辞可喻,驽策惭惶。”一方面则决心“认真经理,竭力尽心。”治理好二江三省。九月十五日,陶澍正式登坛拜帅,接受二江总督印信。
   
好事偏不凑巧。陶澍荣任二江总督之时,却正值两淮盐务疲蔽艰难之际。此刻,陶了解到“两淮盐务凋敝败坏,至今已成决裂之势。盖库贮垫占全空,欠解京外各饷为数甚巨。历年虚报奏销,总商假公济私,遮饰弥缝,商人纳课不前,日甚一日…”盐课为国家之重,十万火急,耽误不得。这是陶澍明白真相后汗流浃背的原由。他从即日起即坐办此事。先采取二条措施:其一是对两淮盐政全面整顿,制定盐务章程十五条,除积弊,删浮费,改良官运,降低盐价;其二是积极推行改革,在淮北改纲盐为票盐,实行盐业的自由贸易。经过几番严厉治理,两淮盐务渐有起色,不仅年年完成了产销任务,而且带销历年积欠官盐,繁荣了经济,又保障了盐课。“国朝久治安,两淮足财赋”—陶澍的官声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片赞许。
   
一介书生出身的陶澍在地方治安、建设等具体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建树,以下略举几例说明。
   
裁兵节饷。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为筹办回疆善后事官,要求各省兵额于每百名暂裁二名,裁兵所截经费则解交甘肃藩库。陶澍与漕、河及三省巡抚、提督合商,在三省共裁兵1222名,每年共节省粮饷折银24519两。
   
加强治安,保障地方社会秩序,是封疆大臣的重要职责。为此,陶澍采取调整地方长官驻地,便于及时驰援事发之地的措施;检阅军队,加强训练,增强战斗力;惩办盗匪,安定民心。陶澍任二江总督时,拿获的盗贼主要有:道光十一年(1831)捕获叶朝盛等16人,救出被拐妇女幼童20人;捕获六合等地抢劫犯冷大15人;捉拿“习教匪盗”张文发5人。几年来总计捕获强抢妇女、凶盗、讹索等匪犯400余名。当然在这许多盗匪中,也有被诬良为盗的农民,有的甚至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义士,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四)
   
花果山水帘洞的左上方,有一块颇不寻常的摩崖石刻“印心石屋”,是道光皇帝的御书,这是赏赐太子少保、兵部沿书、两江总督陶澍的。
   
为什么赏赐他的御书要刻在云台山上?这里有一段重要渊源。
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位朝廷重臣专程来到海州。他此来的任务是“讲武察吏,经画新鹾”。陶澍到任后,亲自去附近近盐场视察,果断地废除了纲盐制,改为标盐新法。这项改革成果是卓著的,使得地方景观大改,灶户维持温饱,社会秩序安定,市场繁荣,百业光旺。由于地方殷富,云台山中也大兴土木,修葺庙宇。
   
当年冬天,道光皇帝召见了陶澍,大加褒奖,并且两次亲笔书写“印心石屋”匾额赐给他。。
   
“印心石屋”的意思,是因为陶澍的家乡在“洞庭西南,资水之滨。两岸石壁,屹立如门。潭心有石,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幼随臣父结屋读书其上。”于是皇帝便以此为题额。
   
受赐后的第二年,地方官绅便把“印心石屋”题额摹刻于云台山水帘洞的左上方。
   
陶澍在嘉庆年间著有诗钞初集,以《印心石屋诗钞韧集》名其集。后又著《印心石屋诗集?奏议》等。道光十五年(1835),宣宗召见陶澍,问其家世里居,得知“印心石屋”来历,为陶澍题御书“印心石屋”越五日后又复赐窠大字“印心石屋”。陶澍为感皇恩,于道光十六年在其家乡湖南省安化县北百二十五里一都资水南岸制“御书崖”摹“印心石屋”四字于其上;另制巨碑数块置于所管瞎之大都市之。今江苏省南京、苏州、连云港等地均有此巨碑。在江苏省内保存最完好的“印心石屋”巨碑,在扬州大明寺内。背面不仅刻有《印心石屋山水全图》、《印心石屋南宴全图》。而且刻有《奏折》、《跋语》和《勒石平山堂后记》,惜已部分漫漶。
   
(五)
   
下面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陶澍为官刚正清廉的秉性。
   
嘉庆二十年九月,陶澍奉旨巡视江南漕务。当时办理漕政的官员,大都贪污勒索,是清王朝的一大弊政。
   
陶澍离京后,沿途明察暗访。一个月后,他抵达江苏清江浦。一听说巡漕大臣来了,办理漕政的官吏大都前去拜访送礼。陶澍以旅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但将礼物全部收下了。10天后,陶澍已掌握了漕官的清廉或贪贿状况,宣布接见所有办漕官吏。升堂后,师爷宣读了送礼官员名单和礼品礼金后,贪官们满头大汗,不敢抬头。宣读完毕后,陶澍一拍惊堂木,针对送礼的官员说:“尔等凭俸禄哪有上千银两送礼,分明是敲诈勒索、贪赃肥己。今日暂不治尔等之罪,但所送财礼全部没收,发回地方作为修建书院经费。”然后,他对全体漕官说:“各处所欠漕粮,限一月之内交割清楚,违者从严惩办。”
   
一个月后,陶澍再次升堂议事,宣布将所有官员分为三等:凡漕粮任务如期完成,又未送礼的,定为上等,申报朝廷,官升一级;漕粮任务完成好,但送了礼的,记过一次,定为中等,不奖不罚;对两名自认为有后台、称病不理漕务、又有贪贿行为的官员,定为下等,革除官职,强令变卖家产,赔偿历年贪污亏欠的漕银。这样一来,漕务大有起色。据记载,陶澍巡漕“仅半载而办五百万石之米,为前后十余年所未有”。特别是漕官不敢再贪污勒索,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六)
   
陶澍另一件有惊无险的故事,说来也颇为有趣:
   
陶澍在任职期间曾屡次把自己的俸银舍施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他平时有个癖好,就是喜欢石头,当他在野外看到奇石时,会想方设法把它们搬回家中。两江总督府设在南京,他一有空就到雨花台去玩,顺便采集一些雨花石,日子久了,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一次他在经皇帝批准回湖南省亲时,心想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老母亲,就装满了10多箱好石头,让老母亲好开开眼界。
   
一天傍晚,陶澍的省亲大船刚停靠在临资口码头上,忽然远处尘土飞扬,一队人马直奔码头而来。人马还未站稳,为首的那个官员就高声喊道:“圣旨到!陶澍接旨!”
   
陶澍见状,不敢怠慢,立即下船登岸,跪在码头上,三呼万岁。钦差展开圣旨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两江总督陶澍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乘回乡省亲之机,将所敛不义之财向安化老家随船带回。兹将其财物尽数没收,停职查办,以儆效尤,钦此。”
   
钦差的话刚讲完,两个亲兵已将陶澍抓住,要摘去他的顶戴花翎,脱下他的官服。此时的陶澍并不慌张,他一面挣脱亲兵,一面反问道:“请问钦差大人,捉贼要拿赃,说我贪赃枉法,有何凭证?”
   
钦差指着船上的十几只大箱子说道:“这些箱子就是证据,还有何冤枉可言?”
   
陶澍申辩道:“卑职船上装的是什么财物,大人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不如先登船察看,再给我处分不迟。”
   
钦差闻言,觉得陶澍言之有理,连忙带领亲兵登船察看,把十几只箱子统统打开来,令人大吃一惊的是,箱子内除了一些常用衣服之外,其余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石头。
   
钦差一见,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问道:“陶大人,听说你自任两江总督后,一直没有回乡省亲,此次从南京去你家乡湖南安化,千里迢迢,怎么别的东西不带,只带了一些一文不值的顽石?”
   
陶澍长叹一声,道出了原委:说他虽然当了30多年的一、二品大员,俸银优厚,但看到到处天灾人祸,灾民遍地,于心不忍,所以把俸银中一大半都捐了出去,因此至今仍是两袖清风,无奈只好带些石头回去孝敬老母亲。
   
钦差听后啧啧称奇,说:“从来就听说只有捞银子的官吏,哪里来贴老本的官吏,真是天下一大奇事。”他命令陶澍的大船暂停前进,就地等候皇上圣旨。他立即照实情拟了一道折子,派600里快马火速禀报给道光皇帝。
   
原来,道光皇帝在陶澍离开南京回乡省亲后,就接到了江阴知府的密报,称陶澍任两江总督以来,大肆搜刮民财,金银珠宝多得连总督府也堆放不下了,故借此次回家省亲之机,用大官船装了十几只大箱子回去。道光皇帝闻报,信以为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的清官竟会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龙颜大怒,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了那道圣旨。
当道光皇帝得知陶澍千里回家省亲,孝敬母亲的竟是一箱箱的顽石,又听说他散银救灾民,心中十分感动,上朝时对群臣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澍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
   
陶澍回到家中后,道光皇帝又派钦差送去了三千两银子,算是对他的奖赏。但陶澍分文不用,依然是粗茶淡饭,他将这钱一部分用来接济贫苦乡民,另一部分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自己分文不留。道光十八年(1838)陶澍终因积劳成疾,体力不支,死于任上。安化县数万居民都主动挂孝为他送丧。江苏江西的许多人闻讯后都嚎啕痛哭。道光皇帝为他辍朝三日,并亲书碑文,称赞他是“本朝自于成龙以来的又一值得为群臣学习的清官”。
   
(七)
   
之所以胡林翼能成为晚清时期一名“中兴”名将,与其岳丈陶澍的精心“调教”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他后人嘴里说出,却又象是一段传奇,下面姑且录之。
   
其小女陶静娟与丈夫胡林翼的姻缘,正是她父亲陶澍一手缔结。那是陶澍担任朝廷给事中的时候,一次奉圣命视察川东,顺道返回湖南安化故乡探亲,随后取道益阳入蜀,乘便往访老友胡显韶。陶胡两家原系世交,胡显韶高陶澍一辈,陶澍以子侄之礼去拜见闲居益阳的胡老怕。胡显韶有个孙子叫胡林翼,当时才五岁,陶澎登门时,他正在庭院前玩耍,突然发现有客人来了,而且是坐着八抬大轿,侍卫前后拱卫的贵客,知道自己应该回避,可是客人已跨入了院门,若在客人面前跑开,实是有失礼敬。小林翼正犹豫时,祖父已走出房门迎客,趁祖父与来客揖让寒暄之际,他就近把一只靠在树上的大木盆放倒,把自己小小的身躯扣在里面,一直等到祖父把客人请进了客厅,他才悄悄地溜出来。其实,小林翼的一举一动都被陶澍看在眼里,他心里暗想:“这孩子倒机警过人,小小年纪就会顾全礼节,而且耐性可嘉,将来一定大有前途。”待与胡老伯叙及家庭情况时,胡老伯让人把孙儿林翼叫来见过陶世伯,小林翼大大方方地走进客厅,十分周全地给陶澍行过礼,陶澍问起他的名字,年龄及学习情况,小林翼恭恭敬敬地一一回答,举止十分得体,陶澍对他更加喜爱,忍不住对胡老伯要求道:“可否将贤孙配与我家小女。”他居然想起了为年方两岁的七女儿陶静娟做媒,只因为他舍不得错过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既然世侄开口,胡老伯当然是满口答应,于是一对轩女的婚事就在这样的叙谈中订了下来。道光十年春天,安化山区繁花竞艳,依山傍水的陶家大院宾客如云,热闹非凡,在鼓乐喧呜和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十九岁的胡林翼与十六岁的陶静娟披红挂彩,齐拜天地。
   
此时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担任贵州督学之职期满,被朝庭调任为翰林院侍讲,有意让儿子随他到京城读书。而陶澍正担任两江总督,生活比较安定,准备接一直留在老家的夫人贺氏到任地金陵同住。贺氏本打算八月份动身,无奈正遇上资江发生水灾,只好把行期推到年底。娇女陶静娟从未离开过母亲一步,现在公公来信叫他们序妻同赴京城,她却舍不得与母亲分别。洪水阻途,同样无法启程,于是决定等到年底再与母亲同时动身,先送母亲到金陵,再从金陵取道入京。当年腊月离开安化,一路乘船而行,到第二年开春才到达金陵。陶澍已有好久没见到可爱的小女儿了,舍不得只见一面又匆匆道别,于是留陶静娟夫妻在金陵住上一年,待来年再入京与公婆团聚。陶澍亲自写信给亲家翁胡达源,征得了同意,于是陶静娟夫妻暂时留住在金陵。金陵是江南名城,又是六朝金粉之地,年轻心奇的胡林翼被金陵胜景迷住了,带着妻子游历了玄武湖、清凉山、胜棋楼、鸡鸣寺、燕子矾等名胜古迹,继而又对粉香脂艳的秦淮河发生了兴趣,于是撇开了新婚妻子,开始留连于灯红酒绿的风月场所,征歌逐色,千金买笑,乐而忘返。有人将胡林翼的放荡行为报告给陶澍,陶澍却欲擒故纵地采取了一种宽容之道:“此子日后将担当大任,忧国忧民,无闲游乐,现在让他玩一玩吧!”而且交待家中账房,凡是女婿支钱,务必如数照付,不必大惊小怪。岳父大人表面任其自流,暗中却属其女陶静娟关注林翼的动向。胡林翼在金陵荒唐了整整一年,花掉了陶家上万两白银,陶澍认为该是让他收心的时候了。这天,陶澍在府中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请来了满城的文武官员赴宴,同时有意把女婿胡林翼让到首席。酒过三巡后,陶澍举起酒杯,大声对身旁的胡林翼说:“贤婿来金陵转眼已经一年,金陵的山水与脂粉韵味,想也领略得差不多了。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儿,绝不会长久沉溺于声色之中;你年少有才,希望从明天起,一切从头开始,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作为见证。”胡林翼羞愧难当,好不容易熬到席散、溜回自己的房间,夫人陶静娟仍象往常一样。微笑迎了上来,端茶递巾,服侍得熨熨贴贴。胡林翼越发浑身内疚,自己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如何对得起对自己寄予殷殷厚望的岳父和温婉贤淑的妻子啊!
   
不久后,胡林翼带着妻子起程进京,在父母的庇荫下,开始埋头读书,陶静娟则红袖添香,殷殷相助,两年后参加会试,一举及第,从而以进士的身份跨入仕途,玩乐生活也就就戛然而止了。先是被朝廷派为江南考官,出任期间,传来父亲病故的噩耗于是丁父忧,在京城守孝四年,后来又出任偏远的贵州,陶静娟紧紧相随,无微不至地关照着丈夫的生活。这时太平天国起火爆发,胡林翼奉命率黔军远涉湘鄂一带增援平乱,军旅奔波,家眷不便随行,陶静娟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只身侍奉着婆母汤氏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一路上历尽了艰辛。直到咸丰七年,胡林翼才率部众彻底肃清了湖北境内的义军朝廷嘉奖其战功,升授他为湖北巡抚,坐镇武汉。这时候总算稳定下来,陶静娟闻讯后,带着婆母从家乡赶往武汉,与丈夫团聚。当时的湖广总督是满人官文,总督府同样也设在武汉。总督与巡抚职权相近,又同城而治,不免发生磨擦。官文出身满洲贵族,做事喜欢讲究门面和排场,其实一无所长,胡林翼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而官文见胡林翼的势力日益扩大,心里也老大不是滋味,两府先是冷眼相对,后来因了几件小事,竟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公务之余,胡林翼不免在枕边对夫人唠叨一些总督的不是之处,常常表现出愤愤不平的情绪;陶静娟并不顺着丈夫的想法而火上加油,反而总是劝他尽量宽容待人。一天夜里,胡林翼又提起总督无能的话头,陶静娟先是静静地听他叙说,待他说完,忽然板起面孔,十分严肃地分析道:“官大人身为湖广总督,也是深受朝廷信赖的重臣,自然有相当的能力。现在你与他同治一地,竟不能相容,仔细推究起来,也是因为你以巡抚之职去干涉总督之事,双方不免有忌,你怎可一味将责任推在官大人身上。既然同为朝廷命官,就应当鼎力相协,共同治理辖地,那才是造福于国人啊!”妻子义正辞严的一番话,说得胡林翼恍然大悟,“自己过去确实气量太狭,竟比不得一个女流之辈!”于是他决心伸出热情的手,与官文握手言和,共图治国兴邦之计。陶静娟见丈夫有改弦更辙之意,心中暗暗欣喜,自己也利用女眷之间容易沟通之便,积极进行两府之间的结交活动。在陶静娟的周旋下,胡母汤夫人将官总督的爱妾收为义女,这时总督夫人已故,陶静娟又设法帮义妹争撒为正夫人,从而使胡林翼平白地成了总督娘家哥哥。从此,遇到胡林翼与官文在公务上有异议时,新总督夫人就劝丈夫说:“你何必多操一份心,让我哥哥去处置保准没错!”总督也就索性表现出宽厚之态,顺从了胡林翼的意思。由于巡抚与总督携手共治,湖北一带渐渐强盛起来,功不可没。
   
写作此文期间,我曾疑惑于江南几省十多处的“印心石屋”景观。我问究竟何处为“货真价实”的原始真品?陶澍这俩位世孙竟瞠目以对,只是说“他也好名!”无庸讳言,陶澍生于封建社会,以贫寒布衣之身饱读诗书,而后蹈入官场,深受古老封建文化的浸渍,满脑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这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今人是无法苛求的。如陶澍地下有灵,能感知今日中华民族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正合了他当年治理江南的初衷,说不定对这种江南遍种“印心石屋”的景观而感到了欣喜呢。
   
是为陶澍后人眼中的陶澍。

第三篇陶澍:陶澍与胡林翼


陶澍与胡林翼
 
 
     
胡林翼未中举人时,年纪很轻,去南京其岳丈两江总督陶澍府,胡林翼到南京后,一不做官,二不计划未来的出路。成日泡在妓院里,身边钱用完了,就去丈人账房支取,账房先生一面悉数取给他,一面告知陶澍。陶澍毫无反应,还要账房以后若胡来取钱,尽数给他,也不要问用途。荒唐一年,用掉陶澍一万两白银,陶澍并不肉痛,丈母娘又肉痛丈夫的钱,又肉痛女儿的被分肥,更愤慨女婿的没出息。向陶澍嘀嘀咕咕,陶澍站在女婿一边,对太太说:“他现在还年轻,让他多玩玩吧。将来他即使想玩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你也不必为他的前途担心,他将来的成就,还在我以上呢!”
     
 
陶澍也不会总是让女婿胡闹。忽一天,陶澍大摆宴席,南京城内大小官员悉数到场,陶澍也通知了胡林翼让他到时来。胡以为不过是官场的普通应酬,到时间了,还在妓院里呢,宴席的事早忘在九霄云外。陶澍看到时间了,却让人说不开席,派中军骑马到妓院把他找来。胡一看便觉气氛不对,还被陶澍拉上第一贵宾席就坐。酒过三巡,陶澍起立,座中宾客亦起立,陶双手举杯,向着胡林翼说:“贤婿,你且先饮下一杯,我有话说。”陶请大家坐下,对胡说:“你来了一年多,想来南京也玩得够了。你既年轻,又有才干,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温柔乡不是可以长住的,希望你从明天起,把以往的生活结束,从头做起。今天我是专门为你饯行的,在席的世丈们可以作证我的诚意。”胡林翼悚然惊醒。
     
 
第二天,胡林翼离开南京,埋头刻苦用功读书,不久中举人,中进士,入翰林。成就往后的一代功业。
     
 
陶澍是第一可爱之人,胡林翼是第二可爱之人。
     
 
后来胡林翼在致夫人陶静芳家书中说:“人生在世,只有一安心法,安心作一忠义人,则亦无他念矣。”
     
 
胡林翼深得此法,一生安稳,却也事业顺遂,一路通达。“到省后,城中一无所有,兄只宜尽力一战耳,胜亦佳,败亦佳,胜则成一时之功,败则成千古之名,不足念亦不足悲也……”收复武汉后,致家中书。可见慷慨。在武汉时,励精图治,着为曾国藩的后勤部长,力保曾的平匪顺利。擢拔人才,阎敬铭就是此时被收入府中,此公日后官至户部尚书,因与慈禧在建设颐和园银资上闹意见,被慈禧撤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六日,逝于武昌节署,年仅五十。生前致左宗棠信中说:“欲耽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豪迈并悲凉。
  
 
《吴愙谒胡文忠祠诗》有:“中兴文武多名臣,三湘豪杰尤璘彬。荐贤不已书十上,天下为家公一人。……无身家念丐刚直,有经济才能屈伸。……知人善任无畛域,手挽乾坤在一身。”算是至论。曾国藩亦说:“胡公功在天下。”指明他“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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