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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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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王幼辉]王幼辉


王幼辉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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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辉,男,汉族,1934年ll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 10本词条正文缺少必要目录或最新动态,欢迎各位 编辑词条,额外获取10个积分。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王幼辉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34年


目录
1简介


2工作经历


1 简介 2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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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辑本段王幼辉,男,汉族,1934年ll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 工作经历编辑本段1957年9月参加工作。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大学文化,农艺师。
1953年至1957年在福建农学院农学系学习。
1957年至1967年正定县农业局、朱家庄公社技术员。
1967年至1971年“文革”中受冲击,下放劳动。
1971年至1980年任正定县曲阳桥公社技术员,县农科所技术员、副所长、农艺师。
1980年至1981年任正定县科委副主任。
1981年至1983年任正定县副县长。
1983年至1991任省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1年至1995年任省政府副省长,省九三学社副主委。
1995年至1997年任省七届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社副主委。
1997年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社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篇二:[王幼辉]王幼辉:反腐败要从制度下手


   反腐败要从制度下手
王幼辉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来源: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7年第4期  

篇三:[王幼辉]王幼辉:反腐败要从制度下手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来源: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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