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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红都的道路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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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红都的道路读后感]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去红都的道路(二)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去红都的道路(二)
作者:埃德加·斯诺
发布时间:2016-05-23 08:17:51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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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去红都的道路(二)
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赛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要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 ****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枝毛瑟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缨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进,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
  “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贸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阒无人迹,到处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时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再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十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厢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住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似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百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百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似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他咯咯地笑着:“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作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脊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急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   
  新来的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对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一指我——“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身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周恩来欢迎斯诺到红区。
  (左一为斯诺,左三为周恩来)。
二  造反者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时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随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汇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和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 ,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①,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为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文中是斯诺的原文,当然用的都是当时的时态,用词是否不当,读者自己评判——ZRED]。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①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三  贺龙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马鞍倒不错,通知,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起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 ,曾经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二七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他的父亲是哥老会①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他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上谈革命。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
  “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铭统率,他当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
  李长林说,贺龙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在这以前不久,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但是唐生智、何键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著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是贺龙才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
  何键现在担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据李长林说,他是“******将领中最残暴野蛮的一个。他杀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几万。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间他就杀了二万多农民、学生、工人。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知道。据说他在自己的家乡醴陵县杀了一万五千。”我心里想,不知道李长林自己是怎么逃脱的,于是我就问他。他脱了他的蓝布上衣——里面没有穿别的——指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你瞧,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他笑道。
  “南昌起义后贺龙怎样了?”“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山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装回湖南。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是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他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四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 ,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①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
  ②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爱尔兰小说家。
  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画家。

(2) [去红都的道路读后感]可能是史上最难找的名著资料:《红星照耀中国》名著导读及读后感


于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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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名著导读
一、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埃德加·斯诺 译者:董乐山
埃德加·斯诺,出生于1905年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婚的《太阳报》崭露头角。后来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一些报纸供稿。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
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抗战。以后他到北平的燕京大学供职,同时学习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产生了冒险进入苏区采访中国红军的想法……关于斯诺这个人,他的第一任夫人,也是《续西行曼记》的作者威尔斯说:“他个子很高,很潇洒,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他行为自在,从不激动,不发脾气,他什么都那么从容不迫地干。他喜欢中国。”
斯诺有关中国的书出版了十多部,有几部非常重要,他毕生致力中美友好,成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几次来华访问。
1970年10月,毛泽东同斯诺进行重要谈话,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问中国。斯诺因患癌症,于1972年2月15日在他瑞士埃辛斯村日内瓦湖畔的家中去世,终年66岁。
 
内容简要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经典名著。作为第一部向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程的图书,它在英语世界获得了轰动性影响,是一部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百科全书。
 
《红星照耀中国》从1937年初版至今,历经时间淘洗,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它的活力从未衰减过,是弘扬长征精神最权威的纪实文学作品,呈现出经典作品的别样光芒。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刚刚30岁的斯诺是到达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毛泽东主席以博大胸怀、周恩来以热情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有好奇心,尊重眼见为实、客观公正的美国客人的到来。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斯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了深入的全方位的采访,先后走访了红军部队的许多将领和普通战士,寻访当地百姓,对根据地的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斯诺还多次在保安县(今陕西志丹县)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会见,从而使他获得了许多关于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工农红军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进入西北红色根据地后,斯诺对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敬重。通过采访和实地了解,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因此,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将令人大开眼界的故事讲述给新闻界,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面貌。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全书共12篇,分别为:
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
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
第三篇:在保安
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第五篇:长征
第六篇:红星在西北
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
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
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
第十篇: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
内容涵盖了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等,全面地重现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真实而艰辛的历史史实,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红星照耀中国》真切地让我们仿佛再次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深深地感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英雄壮举,从而擦亮心中的信念之灯,点燃心中的红色激情,并将自己融入祖国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从而让红色精神在不断传承中获得永生。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2篇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在老师推荐的书目中,《红星照耀中国》吸引了我。《红星照耀中国》一个多么纯正的中式书名,而作者埃德加·斯诺明明是一个地道的外国人。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找到了这本书,认真阅读起来。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记者,他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 1937年10 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这类著作达十几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7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生长在和平年代里的青年,阅读这本书,思绪似乎又被带回到那硝烟滚滚的战争年代。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十几年后,斯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红星照亮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从斯诺的描写中,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今天被我们称之为长征精神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众所周知,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千难万险的,身后有追兵,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胜利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通过斯诺的描述,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红军长征途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物质生活及其匮乏,但人们的精神缺相当富有,长征中红军战士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共产党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反思如今这个物质生活丰富的年代,喧嚣的社会令有些人的精神匮乏起来,有些人出门开名车,穿着讲名牌,内心却异常空虚,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明星吸毒,娱乐节目低俗等问题,不正是有些人精神空虚的表现吗?一些官员当官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他们也丢掉了长征精神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如今中国已经崛起,为了实现中华腾飞的中国梦,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让中国立足于这个世界的巅峰!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他 从小人物的小事件中,反映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心理状况,更 是从侧面的角度表现出红军以及那些遥不可忘的领袖们的精神状态 和思想觉悟。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和国家,他们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党才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界。 ”这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中的预言和感受,也是我读完后最大的感受!
重读红色经典   秉承革命精神——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1936年,在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和“白匪”对中国革命严密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北苏维埃地区,探寻红色中国,把他在红区的所见所闻一点一滴的记录,后汇编出版为《红星照耀中国》,揭开无数当时令人无法理解甚至在外界看来扑朔迷离的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近日,我重读此部经典,内心依旧澎湃不已,整本书内容丰富而生动,看似故事一般精彩,却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正像列宁所说“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
《红星照耀中国》公正、客观的记录在革命战争时期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等掌权人物到诸多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吃穿住行等生活、心理状态,从侧面表现出红军以及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还原那段红色革命历史,消除当时世人对红军“赤匪”的误解。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斯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
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在红色中国,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财产,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帮助农民种田,用真诚的行动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说服他们参与革命,加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因此,看惯了消极满足的中国人的斯诺,在红色苏区却看到了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完全相反的、令人吃惊的、“罕见”的景象:这里的人民生活愉快,百姓们“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看不到一丝战时紧张的迹象。红军总是不惹人注目的开进一个地方,“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百姓幸福劳作,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并对红军热烈欢迎和拥戴,倾其所有资助红军,支持孩子投身革命,很多知识分子、热血青年都义无反顾的奔赴苏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初到苏区,斯诺遇到了很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是孩子的少年先锋队员为斯诺不叫他“同志”而不高兴,他写到“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在红军战士的身上,他发现了“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中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这一种自信的感觉”。红军战士之间的团结也让他感到震惊“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通过亲身接触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斯诺头脑中起先被国民党灌输的“狂热分子”、“无知土匪”、“强盗”等等印象被一一否定,甚至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他们是有气质,有风度,更是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一群革命者。书中对毛泽东这样描写到:“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除此之外,还有黄埔军校毕业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林彪;使地主乡绅闻风而逃的贺龙;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洛浦、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许等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斯诺这些详细且生动的描述,把我心里原本模糊而冰冷的革命者的印象变得亲切、鲜活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这些优秀的革命者的领导下,在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没有金钱、物资匮乏等艰苦的条件下,为了崇高的理想,用火一般的热情和铁一般的意志坚持革命,他们百折不挠、奋勇拼搏、自信乐观等平凡而伟大的革命精神让我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次的洗礼,让我明白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深深地根植于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的目标,根植于他们顽强不屈的精神状态,根植于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
今天,为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七十五年前这样一部经典的红色书籍是值得的。红军的精神,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着后来人发扬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激励着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检察工作中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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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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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红都的道路读后感]漫漫西行路(二)|红都的那些人和事


“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文尔雅的口气和斯诺打招呼,他是用英文讲的。
斯诺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眼前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斯诺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那个“不起眼”的司令部
司令部是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斯诺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斯诺进屋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这蚊帐也成了屋内惟一的奢侈品。炕头上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周恩来报告斯诺的到来的时候,他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听到周恩来给予自己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斯诺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他原以为即使被允许到苏区去旅行,但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总会有一定的限制。周恩来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斯诺感觉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周恩来推开桌前的电报,动手替斯诺起草一个旅程。写完后,他交给斯诺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斯诺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周恩来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斯诺感到惊讶。
斯诺感觉,周恩来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是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当周恩来陪着斯诺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斯诺感觉这个人似乎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那些红军旅伴们
斯诺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喜欢红军吗?”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
“我现在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
这些人有些奇怪地看着斯诺,显然他们都从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
这些人来历不同,但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斯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在斯诺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都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在斯诺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他们是斯诺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在路上的他们,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会拿出来陕西琵琶……
漫漫西行路(一)|斯诺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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