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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害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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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瑞卿害死多少人]叶剑英与罗瑞卿的恩恩怨怨

罗瑞卿害死多少人_叶剑英与罗瑞卿的恩恩怨怨


         叶剑英是“倒罗”的主角。二人在建国伊始就结怨,在庐山会议后,叶罗在工作上的冲突则愈演愈烈。当毛泽东决定要拿掉罗瑞卿,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铲平道路时,叶剑英自然而然成了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干将。
               
       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发[66]268号)中六次提到叶剑英的名字。此通知所提到的主要有关叶的内容包含:(1)叶剑英在三月份至四月份中央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一并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上是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罗瑞卿对叶剑英进行过攻击和诽谤;由叶剑英亲自抓的“郭兴福教学法”,事后罗瑞卿发现此举“大有油水”,便撇开叶剑英,把功劳据为己有。
         叶剑英和罗瑞卿之间会产生矛盾,不仅仅是因为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更重要的是罗瑞卿自己倚仗是毛泽东所“信任”的人,在处理事情上根本不留转圜的余地,早在广东“二陈事件”开始,二人便已经埋下冲突的种子。罗瑞卿一手主导的“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的主角陈泊、陈坤(二陈事件)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剑英曾经对此严厉质问罗瑞卿,陈泊何罪之有?叶对此甚为不满。罗瑞卿丝毫不买叶的帐,反唇相讥,当面驳斥,根本不把叶放在眼里。
        历史的真实还在于,此事不久之后叶剑英就被卷入“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波之中,其实“两陈案”就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检讨道:“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然“二陈”也是被累及其中。可以推测,如果不是毛泽东此时无意打倒叶剑英,罗瑞卿极有可能把叶烩在“两陈案”里面。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13人;军委委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恒、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粟裕、陈赓、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秘书长为罗瑞卿,苏振华、萧向荣为副秘书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但是中央军委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59年10月20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办公会议的机构,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其成员为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1962年毛泽东又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过:“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这样一个人事格局造成了事实上的大将领导元帅——罗瑞卿领导叶剑英。大将排名第三的黄克诚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召集联席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在彭德怀、聂荣臻及其他军委委员不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时任总参谋长、排名第一的粟裕大将向黄汇报工作就磕磕碰碰,何况大将领导元帅呢?
      而且正如毛泽东评价: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不尊重不仅表现在对这些老帅们的评论上,而且表现在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支持。吴法宪曾听叶剑英说过,罗瑞卿对他不够尊重。叶剑英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除了老帅,军内外也不断有其他人到林彪这里告状。王秉璋也回忆到这个事情。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叶剑英自然对此非常恼火,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就此同个时间,毛泽东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此事由邱会作的回忆得到证实。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1965年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没点名,但我听明白了,罗瑞卿一向被称作“罗长子”嘛。叶帅对我说:我们谈话,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按叶剑英的说法,罗瑞卿是“罗长子”。而军中老人则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瑞卿的个子高(1米82);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叶剑英因为“二陈事件”和罗瑞卿结怨,指的必定是后者。
      1965年的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毛泽东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
        由于林彪在1963年5、6月曾经两次让秘书和叶群打电话给总参谋长罗瑞卿,说身体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自己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而如今罗瑞卿却对一些老帅们不尊重,以致告状不断,林彪觉得也难辞其咎。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平时不管谁来看望林彪,林彪很少先说话,这次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帅笑了,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叶剑英没想到墙后有耳,叶群和林豆豆在屏风后面全听到了。毛泽东认为罗瑞卿是刘少奇的人,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从上述可以看出叶剑英对于“倒罗”在毛泽东授意下是积极参与的。据徐厚田回忆:1980年审理“两案”,意外发现雷英夫交出五个记录他在高层活动的笔记本。后来说雷英夫有问题,主要是他揭发罗瑞卿。雷英夫坐在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大哭,说我的问题只有叶帅能说清楚,而叶帅当时已经病得不能说话了。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经过调查,认为雷英夫是理解毛主席的意图才揭发罗瑞卿的,他的揭发并不是什么要害问题,也没有诬陷。雷英夫的话表明,叶剑英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而且雷英夫的活动也是其支持或者至少是知情的。
         开上海会议之前,谢富治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忘记通知他了?叶剑英看谢富治问个没完,就说,主席不会忘事。张耀祠后来说,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一点来头。叶剑英确实知道。叶剑英不仅是个知情者,而且是参与“编网”者。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1965年11月4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上海会议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叶剑英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瑞卿的梢!而后来叶群说提出的“叶四点”完全是叶剑英提出的这四点的翻版!因为叶群所说罗瑞卿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如下: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叶四点”其中心内容是罗瑞卿要主管军队,做国防部长,叶剑英对这位罗瑞卿的部下所讲远比“叶四点”厉害,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瑞卿定罪的基础——由折磨封锁林彪发展到反对林彪。但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点?很明显,毛泽东决定要打倒罗瑞卿之时,不再象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赤膊上阵,那样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毛泽东要借用林罗的矛盾,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无疑要比通过叶剑英的口砝码重的多!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倒罗”的战车上
,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中央文件!
       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尽管范硕百般为叶剑英解脱,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事实果真如此吗?就在1965年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因为刚揪出了罗瑞卿,干部当时还是非常紧张,但是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助兴。作为广州人的叶剑英结果却唱出了道地的苏州评弹,周恩来同叶剑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罗瑞卿回忆到,“(在三月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单世联则认为罗点点所言“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所谓的“诗意大发”指的是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而原来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为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的文采风流之至,这“一跳”是改的入木三分,夺人心魄,“身名裂”则是形容万分贴切,叶剑英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心态跃然纸上。诚如丁抒所言,杨成武所说叶改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是全然不顾事实了。
       在三月会议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写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被下发到县团级。至于叶剑英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批罗”,叶剑英如是说: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上海会议只是决定把罗瑞卿清理出军队系统。三月批罗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给毛,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毛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但是叶剑英并没有把此批示告之罗,而是把罗朝死里整。罗此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毛身上。罗在3月18日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随即跳楼自杀。周恩来得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罗是自绝于党。
       文革结束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1978年赴西德治疗腿疾,手术虽然成功,但次日凌晨却因心肌梗塞不幸逝世。



二:[罗瑞卿害死多少人]吴法宪忆逼死罗瑞卿的刘亚楼“四条”出炉真相

罗瑞卿害死多少人_吴法宪忆逼死罗瑞卿的刘亚楼“四条”出炉真相


 
 
 
  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汇报
  毛泽东与刘亚楼在一起
  刘亚楼与毛泽东、刘少奇在一起
                                                                                            朱德和刘亚楼欢送空军出征将士
 
 
 
 
                                                        吴法宪忆逼死罗瑞卿的刘亚楼“四条”出炉真相

                                                                                                2014-10-28 10:59:11 来源: 作者
 
    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1954年2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1966年3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30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3月4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1963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1950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3月12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3月18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3月19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3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
    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
    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
 
 
 
 
 
                              1965年刘亚楼上将葬礼:林彪主持 罗瑞卿致悼词
          林彪五大虎将刘亚楼及55授衔争大将失败背后
 
                                                                                  2007-06-18 09:07:37 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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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沸沸扬扬流传的有关55年授衔内幕很多,既然是授衔就有争的和让的,争的肯定比让的多的多但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似乎青一色都是谦虚礼让的典型,当然其中不乏有实事求是的,比如孙毅徐立清是主动写过信让过上将的,许光达也是固辞过大将的,可惜有些就不甚可靠,比如曾广泛流传的粟裕让帅的故事,就是出自李银桥卫士回忆,而最初的元帅11人名单里并没有粟裕,因此不知道粟裕的这个让帅是以退为进还是子虚乌有了。        谦让的本来就是凤毛鳞角,至于说到争衔的那可就海了去了,就连元帅里贺龙对自己排在林彪下还不大服气呢。在元帅决定后这些位的部下自然是要找上门来争一争了,现在的反面典型揭出来的也就是王近山,王必成,聂贺亭等区区几个中将,实际上就连当时正在青岛疗养从不过问这方面是非的林彪这回也在别人请托下出了手。可见争衔之激烈了。        当然能请的动林彪这位尊神的除了毛主席外就得数刘亚楼了。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其实不用多说了,就提几件事,红军时期林彪当军团长时,大会小会,身边常有俩保彪,左面刘亚楼,右面杨成武。林彪话音一落,带头喊号子的就是这两位。抗日时期斯大林三个半师换林彪的神画就是从刘亚楼这儿传出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说刘亚楼一人顶三参谋长。林彪打叶群时,也就刘亚楼敢劝。65年刘亚楼去世前林彪还打破不探望病人的惯例去看望了刘,并留下些京剧唱片,等刘死后也是林彪亲自主持了葬礼。        55年授衔最先搞定的是元帅,1954年9月28日,也就是授衔前,新的中共中央军委产生,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元帅大将军衔是由中央军委决定的,这几位自然当仁不让,除了小平同志兵转民,来个中共中央秘书长,其它的一人一个元帅哥俩好谁也不用争了,录取率100%。虽然排名时费了点劲,总还不至于抓破脸皮,可等到授大将时就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多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当大将你得有点资历,至少在红军时期是个主力师的师长,可算来算去够的上的远远超过10个人,这下就只好论资排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论资排辈也得按山头划,几大野战军都要有代表人物,还不能是主席不得意的,林彪的这封信也就应运而生了。林彪的这封信是写给主席的,大意是建议在授大将军衔时考虑井岗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其实质就是增加些井岗山上下来的在大将中的人口。当然没好意思直说是要给刘亚楼授大将。而从授衔的结果看,和井岗山拉的上边的大将有六七人之多,可惜刘亚楼最终还是未能入选。        有熟悉军史的朋友参见上将排名可以发现刘亚楼在上将中的排名也不十分靠前,萧克,王震都在刘亚楼的前面,由此可能推出刘亚楼当大将本来就无望,但实际上把大将中的一些位如罗瑞卿,许光达,黄克诚,论资历,战功,下放到上将中也排不到前几名去,因此谁当大将,谁不当大将还是很有些复杂性的。        我之所以说刘亚楼当大将还是有希望的是基于授衔后中央军委的变化。195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增补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粟裕(总参谋长)、陈赓(副总参谋长)、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7位大将和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部长)3位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由此可见,前一任的军委委员全是元帅,这次增补十位基本是按大将衔的,三位没能入选的大将多是因平衡派系和照顾老弱病残给照顾进去的,单以刘亚楼的,解放时四野参谋长,和解放后空军司令员的职务授大将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比较起来刘的资历可能差些,但比起许光达的突击提拔还是好些的。        大将中论战功头一号粟裕肯定是当然人选,论党龄要算陈庚最长而他本人又是北伐名将,黄克诚是当时的军委秘书长井岗红旗下的蛋,张云逸当过新四军的参谋长而当时粟裕不过是个支队长,王树声当过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许光达是洪湖苏区的代表,又是装甲兵司令,徐海东算是鄂豫皖苏区的代表,萧劲光是海军司令员也是井岗山上下来的,谭政是党在军队的政工方面的旗帜,主席坚持在大将里要保的,最后罗瑞卿这个大内保镖是主席钦点的公安部长,虽然听说当时评议时阻力不小可在主席力保下还是通过了。这样看来十位大将是一个都不能少。        从结果上看,许光达,萧劲光这俩兵种司令可都是大将。如果主席不坚持在大将中设政工干部的化,或者不提名罗瑞卿入选的化,以刘亚楼当时的职务还是有一定希望的。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挤掉了刘亚楼这个空军司令的大将呢,刨除山头因素,还是让我们在井岗山头内的两个大将来比较下。
虽然刘亚楼的是1929年才入的党,但和罗瑞卿的1928年也相差不远。解放战争时罗瑞卿的晋察冀政委和刘亚楼的四野参谋长比也没啥优势,解放后一个公安部长,一个空军司令,可以说平起平坐,但单以军队内部来论可能还是空军这个兵种司令更有说服力。        其实刘亚楼在红军时期也是师级干部,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有些空白,但必竟在东野时刘亚楼的参谋长要高于谭政的政治部主人,“林罗刘谭”解放战争中刘亚楼压了谭政几年,战争时期重武轻文,和平时期重文轻武,政治挂帅,刘亚楼最后授衔时还是被谭政压过了一颗星。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刘亚楼其人        刘亚楼(1911—1965) 福建武平人。土地革命时期,任红4军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第12师35团政委,第11师政委,红1军团第2师政委,第1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抗战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6年5月,经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推荐,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参谋长。        那一年,刘亚楼年仅36岁。        从那以后,在东北局与中共中央的报告往来中,“林罗刘”频频出现。        东北老百姓说:“这林罗刘是大官,是共产党八路军在东北最大的官。”        林彪和罗荣桓在共产党和八路军里长期位居高位,而刘亚楼名气并不大,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连名气都没有。        所以有人说,刘亚楼在东北是横空出世!        刘亚楼出生时长着一双横纹手,老百姓说这样的人命硬,有能耐。果然,他出生的第二天就“克”死了自己的母亲。长大后,养父母在他和亲生儿子之间进行了艰难的抉择,最后将他送进了学堂        1910年4月8日,在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降生了一位男婴,这个男孩生下时双手就是“横纹手”,也就是手掌间有一道长长的横纹贯穿。老百姓说凡是长有这样横纹手的人命硬,有能耐。    这个男孩就是刘亚楼。当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兴昌,后来又改名叫“马长”,希望他能快快成长。    这个长有横纹手的孩子刚出生就遭遇不幸,他的母亲因产后风第二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无力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就在走投无路时,一位好心的乡邻伸出了援助之手,抱养了小马长,这人叫刘德香,是位铁匠。其实他的家境也不富裕,为了养活小马长,他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刘德香抱养小马长后,给他起了大名叫刘振东。小振东在养父母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了。贫苦的家境,坎坷的经历,使小振东养成了闽西山区贫苦孩子特有的勤奋品格和倔强好胜的秉性。小振东天性机敏,七八岁时就能下河摸鱼了,他可以一个猛子潜入河里,从河里一下子摸出三条鱼来,左手一条,右手一条,嘴里还叼上一条!在闽西山区,几乎家家都有猎枪,男子们都会使枪,但枪法却是差别很大。刘振东凡事不甘人后,十几岁时便练出一手好枪法,山中的野兔,空中的飞鸟,只要在他的猎枪射程之内,便只有栽在他的枪口下了。    小振东的成长,使刘德香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觉得这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只要下力气调教,会有大出息的。    一天,刘德香吃完晚饭后,把妻子梁玉娣叫到跟前说:“我想咱们的孩儿大了,该让他们念点书了……”    梁玉娣一听,忙从屋内取出两个书包,应道:“是该让孩儿念点书,你瞧,咱两个孩儿,两个包,振东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不会亏待他的。”梁玉娣在收养小马长两年后生育了一个儿子,取名福东。    刘德香却脸露愁云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也想让两个孩儿都念书啊!可是咱付不起两份读书钱啊!”    梁玉娣叹了口气,低声道:“这可就委屈小振东了。”    刘德香再次摇了摇头,良久,才对妻子说:“我想让振东去念书,这孩子脑子灵,读书能读出来!”    梁玉娣一时呆住了。当她终于明白丈夫主意早定时,流着泪把一只书包交给了丈夫……
刘亚楼遇上了一位好人家,是刘德香一家人的善良和博大,为20世纪的中国输送了一位将才。    1922年,刘振东毕业于崇德初等小学,进入湘店高等小学。刘德香一家人节衣缩食全力支持振东读书,尽管如此,常常还是拖欠学费。刘振东不得不在课后为富家同学代做作业,甚至代做考卷,以换取几个铜板和几顿饭钱。就这样,他艰难地学习了两年,以优良的成绩考入了武平县立初级中学。    一个贫苦家的孩子考入中学,这在20年代中国闽西山区是罕见的,在刘振东的祖地大洋泉村是前所未有的。乡亲们闻讯后聚集到刘德香家门口久久不肯散去,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整个大洋泉村人的脸上都有光彩。    从刘振东居住的山村到武平县城有100里,刘振东要走两天时间才能赶到学校,十分不便。第二年,他转入长汀七中,这样离大洋泉村稍近一些。然而,无论刘振东怎样节俭,沉重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是压得他在两年后辍学回乡了。    回乡后,崇德小学聘他当了教员。振东为人正直,工作积极,深得校长刘克模的赏识。刘克模是位共产党员,他渐渐地把刘振东引上革命之路。在刘克模的小阁楼上,刘振东捧起了《独秀文存》、《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从中汲取革命理论,推动了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从“青年会”到“铁血团”,再到共产党,一年之内,刘亚楼完成了一个革命者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1929年,闽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红军地方武装在一些地区相继组建。刘振东的家乡成立了反抗恶霸势力的青年会,刘振东是青年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党人刘克模等人的建议下,以青年会为基础组建了“铁血团”。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48条汉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座古庙内。    松涛阵阵,夜色正浓,48条汉子肃立庙堂,当有人报告人数到齐后,刘克模庄严地说道:“祭香!”    两根蜡烛被点燃了,庙堂里照得亮堂堂的。一尊尊菩萨一扫往日的威严,安静地靠在墙边,把宽阔的庙堂让给这些冲天好汉。刘克模双手拈香,目光炯炯,环视众人,说道:“弟兄们,我们做牛做马,受尽了剥削。今天,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成立铁血团,我们48个人铸成一条心,扫除天下不平事,刀山火海志不移!”    随着刘克模声音,48条汉子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扫除天下不平事,刀山火海志不移!”    刘克模接着说:“盟誓!”    一个汉子提着一只大雄鸡走上前来,一刀将鸡头斩落……血滴落在一个酒坛里。    一双大手抱起酒坛,带着鸡血的酒从酒坛内倾泻而下,落入48只碗内。    48条汉子,人人左手端碗,右手拈香,跪倒在庙堂上,一时间香火袅袅,庄严肃穆。在刘克模的领诵下,一句句斩钉截铁的声音从48个人的胸腔内喷发而出:“双手点起青龙香,香烟袅袅冲天堂,有情有谊来结拜,无情无谊刀下亡。”    刘克模双手把酒碗举过头顶,诵道:“祭天!”众人把酒碗一一举过头顶……    刘克模把酒碗放在地面,诵道:“祭地!”众人把酒碗一一放在了地上……    刘克模再把酒碗举到了唇边,说一声:“干!”    众人齐声应道:“干!”    48只酒碗一一饮干,又一一摔在地下,碎片纷飞,一阵脆响。    刘克模的声音再度响起:“弟兄们,如今我们都是铁血团的成员了,今后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众人听罢此言,一个个热血沸腾,他们互相簇拥着,离开了古庙,奔下山去……    年仅19岁的刘振东紧跟在刘克模的身后,表情激动地问刘克模:“刘先生,我这是加入共产党了吧?”    刘克模回头看了一眼刘振东,微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入党。加入共产党要比这还严肃!”    “那我入党的事情,先生你就批准吧!”    “入党可不是哪一个人能批的,那是组织上的事。”    “组织上的事?”刘振东似懂非懂,又不便多问,带着朦朦胧胧的感受告别了刘克模。    几个月后,刘振东终于迈进中国共产党的大门。那是秋季的一个夜晚,刘振东走进刘克模的书房,他一眼看见了墙上挂着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红旗下有一条横幅,写有一行苍劲有力的大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屋正中是一张方桌,正首坐着刘克模,左右两侧分别坐着入党介绍人张涤新和李光。    刘振东面对党旗,面对三位革命引路人挺胸站立着。
刘克模站立起来,面对刘振东严肃说道:“我党又增加了一名新同志,我代表党支部欢迎你,刘振东同志。”随即他拿出一份宣誓词,对刘振东说道:“下面我来领诵。”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我一定忠诚党的事业,保守党的机密,永远革命,永不叛党。”    坚定有力的声音从刘振东的心窝内发出,他目光炯炯,显得无比坚强。    宣誓过后,刘克模语重心长地对刘振东说道:“革命需要你,我们欢迎你,希望你坚决跟党走,更上一层楼!”    刘振东有力地点了一下头,回答道:“请党放心,我一定跟党走,更上一层楼!”    从那一天起,刘振东改名为刘亚楼。    刘亚楼上任参谋长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迎接,他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差一点被苏军枪毙的刘亚楼,从鬼门关里抽回脚,重新回到自己同胞的队伍里。    刘亚楼“一蹴而就”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离不开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和林彪的提携,人们常说人生转变要有机遇,刘亚楼恰恰碰上了这个机遇。    那是在美丽的港口城市大连,刘亚楼随苏军入驻到这里,他是中国人,又通俄语,担当起苏军与中共地方组织联络的重任。    一天,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打电话给刘亚楼,说罗荣桓来大连了。刘亚楼一听十分兴奋,罗荣桓是他在红军时期的老上级,一别8年了,能在大连重逢,实在难得啊!刘亚楼马上与韩光约好,同去拜访罗荣桓。    在一家医院里,刘亚楼见到了罗荣桓。    罗荣桓见到刘亚楼,十分高兴。他拉住刘亚楼,上下端详着,嘴里说道:“好你个刘亚楼,洋面包吃得胖了,精神多了!像个‘老大哥’了!”    刘亚楼连连摆手,说:“老首长你别见笑。我这身上穿的是‘老大哥’的军服,骨子里可是地地道道的红军八路军!”    坐下后,罗荣桓询问了刘亚楼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目前在苏军的工作情况后,然后说:“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交战不可避免,党中央已经发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目前从华北、华东和陕北调集了一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军在东北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的干部来打开局面。你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经过苏联军事学院的深造,怎么样?你回来吧!和我们一起干!”    刘亚楼马上回答说:“我早就想回到咱们自己的队伍里。党把我送到苏联学习,又一直关心我,现在我回来了,该把我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战场上,该我效力了!”    罗荣桓点了点头,道:“你有这个决心很好。我把你的情况向东北局报告一下,建议东北局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把你从苏军那边要回来!”    罗荣桓离开大连后,找到林彪,向他介绍了刘亚楼的近况。刘亚楼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欣赏和信赖的一个部将,此时的林彪,急需一个得力的参谋长,而刘亚楼在各方面都是参谋长的最佳人选。    于是,林彪和罗荣桓联名向中央军委打报告,建议由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任命。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在众多的战将中,罗荣桓和林彪偏偏挑选刘亚楼担任参谋长,除了刘亚楼在苏联军事学院熏陶多年、军事素养高这个重要因素外,还因为罗荣桓和林彪早就熟识了解刘亚楼,相信刘亚楼能够胜任这一重要职务。        长征中,红1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前卫军团,刘亚楼率领的红2师则是红1军团的开路先锋,打过许多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著名战斗,智取乌江就是其中一个。就在渡江的勇士们感觉难以上岸时,昨夜失踪的毛连长突然出现,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早在红军时期,刘亚楼就在林彪、罗荣桓手下任要职。长征途中,林彪是红1军团军团长,刘亚楼是林彪手下的红2师政委,后来担任了红1师师长,与林彪等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红1军团是前卫军团,红2师则是红1军团的开路先锋,打过许多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著名战斗。    1935初,红军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后,到达贵州境内的乌江边。
乌江自古就是天险。两岸是高耸入云的大山,江面虽不是很宽,但是水流湍急,滔滔江水翻滚着白浪,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别说是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使人心惊胆寒。    但是,再难再险,红军也必须闯过去。停止或退却,只能是死亡。    在乌江岸边的一处密林里,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听取了红4团团长耿飚的敌情报告,决定智取乌江。刘亚楼对在场的人说:“乌江水急滩险,我们的船又少,强攻很困难,只能智取,并且要越快越好!”担任主攻任务的红4团团长耿飚(后调任1师参谋长)和政委杨成武当即表示一定做到一举成功。    次日晨,首批渡江的8名战士整装待发,耿飚和杨成武逐个给战士手中的酒碗里倒酒:“同志们,喝了这碗驱寒酒,一定要打过江去!”    8位战士齐声高喊:“一定完成任务!”    8碗酒同时端起,一饮而尽。    强渡开始了,8名勇士奋力朝对岸游去。风急浪大,游了一会儿,胳膊就有点划不动了,江水太冷,几乎吸光了人体内的热量。    突然,对岸的敌人开火了,一发炮弹在江心爆炸,溅起数丈高的水花。战士们继续向前游去;又一发炮弹打来,炸断了战士们手中拉着的缆绳。    第一次强渡失败了。    白日强渡不成,红4团决定夜间偷渡。    1连登上了竹筏,第一只竹筏出发了,紧接着,毛连长带着通信员和机枪手乘第二只竹筏向对岸划去。随后是第三只、第四只……    可是过了一会儿,除了毛连长带领的那只竹筏没能回来外,其他的竹筏子都回到了出发地。    耿飚团长急了,问:“怎么回事?”    战士们无奈地回答:“水太急,到了江心筏子就失去控制,只在江中打转转!”    那么毛连长带的那只竹筏呢?谁也不知道,可能是被急浪卷走了。    此时,身后的敌人3个师就要追上来了,红军面临着背水一战的危险。军委发下电令:红2师必须尽快完成渡江任务。刘亚楼和陈光心急如火,一同来到红4团直接指挥作战。    第二天,2连的17名官兵重新跃上3只竹筏,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奋力朝对岸划去。江浪翻滚,竹筏在浪谷里时起时伏,那场面丝毫不比冲浪表演差。我们的战士不是在表演特技,而是在与命运做生死搏斗。    当竹筏接近对岸时,敌人开火了,子弹在空中乱穿,情况十分危急。突然,就在竹筏上的我军勇士难以施展身手时,岸上的敌人却发生混乱,只见从北岸悬崖下冲出几个人来,用手中的武器朝岸边敌军阵地猛烈射击,敌人被迫调转枪口对付来自身后的打击。    这精彩的一幕,刘亚楼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是昨夜上岸的毛连长带着机枪手冲了出来。昨夜毛连长上岸后,与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下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当天亮后我军再度发起攻击,第一竹筏将要靠岸时,毛连长率领战士们冲了出来,在敌人背后发起攻击,这一下子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阵脚大乱。    登岸的部队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向敌人猛烈射击。    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部队增援,敌众我寡,一番激战后,敌人又夺回了高地。    刘亚楼急了,大声喊道:“赶快用炮轰走他们!”    神炮手赵章成连发三发炮弹,发发命中,成“品”字型落在敌人阵地上,炸得敌人无处藏身。    已经上了北岸的我军勇士们乘势猛冲,再次夺回高地,并迅速扩大战果,敌人终于全线溃退了。    当日下午5时,红2师占领江防要塞猴场,工兵营迅速架起浮桥,红军主力由此浩浩荡荡地跨过乌江。    红军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狂妄叫嚣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刘亚楼握紧拳头对毛泽东说:“红军不是石达开!”刘亚楼抢到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保证了红军安全渡过大渡河,将蒋介石的邪恶居心变成了泡影    1935年5月下旬,红军来到了大渡河畔。    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河并不算宽,约100米,但深达几十米,流速极快,难以泅渡。    大渡河在红军到达之前已经全国闻名了,在这条河上,葬送了近代中国的一位名将──石达开。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天京事变后,他愤而率队出走,几经辗转后来到了大渡河边,因无法过河,被清军围困住了,最终全军覆灭。石达开本人被清军俘获,凌迟处死。蒋介石得知红军向大渡河奔去,十分高兴,他认定红军过不了大渡河,要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是的,红军闯不过大渡河,就是死亡。    一道急令把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召到军委总部,在那里刘亚楼见到了林彪,也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对在场的人说:“我们要闯过大渡河,蒋介石说我们在走石达开的老路,他想把我们消灭在大渡河,你们说,我们会成第二个石达开吗?”    周恩来道:“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刘亚楼用力一握拳:“红军不是石达开!”    毛泽东点点头:“对!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革命者,我们一定能够闯过大渡河!中央决定在两个地点过河,任务全部交给你们红1军团!”    刘亚楼的红2师的任务是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因泸定城而得名,一桥飞架在大渡河上,桥的东端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有两丈,西城门正堵着桥头。要过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    城内驻着两个团的敌人,他们在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配置在桥头附近。    敌人凭借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西岸的红军高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红2师的红4团。下午4时,总攻发起了。    红4团全团的司号员全都集中了起来,几十把军号一齐吹响,所有的重武器一齐朝东岸桥头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大渡河,震撼着两岸山峰。    突击队员们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人人手执冲锋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一步一步逼近。    敌人的子弹在渡河勇士的头上、脚下乱飞乱窜,勇士们既要避开子弹,又要攀住铁索悬空移动。一个勇士倒下了,立即掉进波涛汹涌的大渡河里,转眼间被洪流吞没了……    活着的勇士们毫不畏惧,继续奋力进前方攀去。    冲过去!冲过去!夺取桥头阵地!    不断有人倒下,但没有人停止前进。突击队终于冲到了东桥头。突然,西城门处燃起了冲天大火。敌人见子弹已经阻挡不住红军勇士,就企图用大火将红军挡在桥上。    火光冲天,桥头完全被大火包围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西岸的红军官兵一齐大声喊叫起来:“冲进去啊!别怕火啊!迟疑不得!冲!冲进去啊!”    这喊声给铁索桥上的英雄以勇气和力量,在冲锋号的鼓舞下,他们朝着大火冲去。    冲在最前面的2连长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帽子,光着头朝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里。    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廖连长和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形势万分危急,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在这紧要关头,3连长王有才带着部队冲进来了,他们迅速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紧接着,我后续梯队迅速过桥加入了战斗。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战至黄昏,红军全部占领泸定城,牢牢控制了泸定桥。    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来到了泸定桥。走在新铺设的桥板上,刘伯承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大队的红军浩浩荡荡从泸定桥上通过,连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全部越过了这道天险,使蒋介石妄图使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用心变为泡影。    甘南天险腊子口,林彪又一次将夺取险关隘口的任务交给了刘亚楼,刘亚楼又一次不负众望,攻占了横在中央红军北上途中的最后一道天险。解放后全军授衔,刘亚楼所率的红2师占了上将的六分之一    1935年9月,红军来到甘南天险腊子口。    这是横在中央红军北上途中的最后一道天险,也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恶战。突破了腊子口,蒋介石阻挡红军北上的一切努力将宣告最终失败,红军将进入甘陕,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否则,红军将被迫回头,重入草地。    林彪又一次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刘亚楼所在的红2师。    腊子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隘关。从山下朝上看,山口子只有30米宽,两边全是悬崖峭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流沙河。河上架了一座木桥,把两座山峰连在一起。要通过腊子口必须通过此桥。红军到达前,甘肃军阀鲁大昌已派兵据守腊子口,在木桥和山口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在岷州城内还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随时准备增援腊子口。
夜幕降临,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    红4团的全部机枪轮番扫射,子弹如疾雨一般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6连1排长带领30多个战士,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运动至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    狡猾的敌人在红军射击时,躲在工事里不出来,当红军的火力一延伸,冲击分队发起攻击时,他们钻出工事朝着红军战士投掷集束手榴弹。红军因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未奏效。    军委首长全都在关注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派人到红4团指挥所,询问战斗进展情况:    “突击队现在什么位置?”    “困难在哪里?”    “要不要派部队支援?”    军团长林彪亲自来到4团掌握情况。    激战到半夜,6连连续冲锋10余次,仍是没能攻下桥头堡。    炊事班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可是没有一人吃得下。    这时,几个战士的建议提醒了6连干部,决定组织敢死队,同时以小分队不断袭扰敌人,使敌疲惫,然后伺机夺桥。敢死队很快组成了,全是党团员。    也就在这时,团长王开湘带着两个连从腊子口的右侧攀上了峭壁,摸到敌人后方去了。这一消息,更使6连官兵增添了勇气,全连激昂地宣誓:“不打下腊子口决不回头。”    敢死队员们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乘着夜暗前进了。他们攀着崖壁上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朝前挪去,汗水浸透了他们的上衣,草刺扎破了他们的手和脸,他们全然不顾,迅速地朝桥下摸去……    终于摸到了桥边,勇士们抓着桥肚下的横木,朝对岸运动。忽然,一个战士掉到河里去了,落水的声音惊动了敌人,机枪顿时响起,行动暴露了,已在桥下的敢死队员只得藏到岩石后面,暂时隐伏下来。    趁敌人全力朝桥下射击之时,6连指导员带领10余名战士冲到了桥边,先敌投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头的工事,敌人根本没有提防这一手,顿时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桥下的敢死队员也从岩石后侧冲上来,他们不顾敌人的扫射,翻上桥面,拔出大刀,跟敌人肉搏起来。桥窄人多,红军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大大发挥作用,1排长抡起大刀,如同武术家练武一般,敌人纷纷倒下。    正当6连拼杀激烈时,突然从敌人阵地后方升起一颗白色信号弹。    这是王团长率队迂回成功的信号。    紧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从我军阵地升起,这是红军总攻开始的信号。顿时,冲锋号、机关枪、迫击炮、喊杀声,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正在与敌拼杀的勇士们,立刻勇气大增,大刀挥舞得更欢了。    敌人遭到前后夹击,以为被红军四面包围,乱了阵脚,纷纷丢下武器,仓皇逃命了。    天拂晓时,红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腊子口。    在万里长征路上,刘亚楼和陈光率领着红2师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开路任务。使这支部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中最具盛名的英雄部队。1955年全军授衔时,上将中有六分之一是原红2师的人。            德军入侵苏联,斯大林认为德国人会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克河流域进攻首都莫斯科,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却认为德军很可能从白俄罗斯方向进军莫斯科。事实证明刘亚楼对了。这件事使林彪对刘亚楼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军事主官            1938年4月下旬,已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刘亚楼告别了延安,和卢冬生、李天佑、钟赤兵等人几经辗转,抵达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校址设在莫斯科。这所高等军事学府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的文化基础,而刘亚楼的初中尚没读完。他入学后,不得不从数理化开始补习。这还不算最难的,最难为他的是俄语几乎一点也不懂,只能用手比划。上街买东西,想买的没给你拿来,不想要的却送到了你的面前。    刘亚楼入学没多久,因病住进了医院,病床的枕头太薄,他想换一个厚点的,便招呼护士小姐帮助。他不会说俄语,就用手势比划在床上放两个枕头,而护士小姐居然误解他的意图,以为刘亚楼想要她一起睡觉,于是哭哭啼啼跑去院长那里告状。院长恼怒地跑来质问年轻的中国学员,他和刘亚楼比划了半天,才终于明白刘亚楼不是要女人,而是要枕头。    这次误会,使刘亚楼深深体会到语言障碍的苦楚,于是下决心攻下这个堡垒。他每天早起晚睡,背诵俄语课文,默写俄语单词。晚间教室里无人了,他就站在黑板前,练习俄语发音,书写俄语单词,直到把当天学习的课文全都学会了才回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他就能自如地用俄语会话了。在苏联8年,他的俄语纯熟,成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俄语水平最高的人。
刘亚楼在苏联的军事专业学习也是出类拔萃的,他长于谋略富于组织的才能多次得到苏军教员的赞赏。    1941年苏德战争初期,苏军遭受重大损失,苏联人民面临严峻考验。德军进入苏联后,迅速朝莫斯科方向推进。对于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路线,斯大林认为德国人必定会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克河流域东进,因为历史上拿破仑也是沿着这条路线远征莫斯科的。    当时的苏军统率机关里,无人怀疑斯大林对德军进攻莫斯科路线的分析和判断。    而刘亚楼经过研究,却认为当年的拿破仑远征莫斯科走乌克兰,是因为能解决人员马匹所需的粮草,而现今德军是机械化部队,再选择顿涅茨克河流域水网地带进军只会自陷泥潭,德军很可能会从白俄罗斯方向进军莫斯科,因为那个方向沿途道路质地坚硬,适合机械化部队快速突击。    刘亚楼的看法与当时正在苏联治伤的林彪看法相同,两人曾将自己的见解报告给苏方,然而未能引起重视。    后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斯大林的判断错了,德军果然从白俄罗斯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差一点攻陷了莫斯科。    这件事使林彪对刘亚楼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军事主官。    刘亚楼长得英俊年轻,刚当参谋长,又没有佩戴军衔,咋一看像个小参谋。一个连长在火车站无理取闹,刘亚楼上前劝阻,连长反问:“你是干什么的?”刘亚楼大喝一声:“我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来人,把他扣了!”    刘亚楼的脾气大,在“四野”是出了名的。    刘亚楼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不久,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东北局决定实行前后方分开,把一部分党政军机关由哈尔滨迁至佳木斯,其中包括一些干部家属和子女。东北局责成刘亚楼负责车运。    根据东北局的规定,迁往后方的人员只准携带自己随身的衣物及生活用品,可是刘亚楼到车站检查时,却发现有些人还搬走了公家的桌椅板凳。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一位科长向刘亚楼报告说:有一节闷罐车厢里装着立柜、梳妆台和沙发等家具,是某领导的,谁也不敢去动。    刘亚楼对科长说一声:“带我去!”    到了车厢口,刘亚楼指着车厢里的家具,明知故问:“谁带这么多坛坛罐罐啊?”    车厢内无人应答。    “谁带的?”刘亚楼加大了声音。    “我的。”车厢内终于有人回话了。    刘亚楼定眼一看,说话的正是那位负责人。他继续装糊涂地问:“要带到哪里去呀?”    那位负责人脸色有点发红,说道:“带到佳木斯去。”    刘亚楼盯了对方一眼,说:“带到佳木斯去?谁批准的?你没看东北局的规定吗?”    “看过看过,这些都是小玩艺,我想带去用问题不大吧!”对方还想滑过去。    刘亚楼嗓门有点高了:“你也是领导干部,总不会带头违反规定吧?”    对方的声音低落下来:“是的……”    “是就好,咱们还是按规定办事。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手一挥,随即上来几个战士,把这些家具从车上搬了下来。    一些人头次见到刘亚楼,悄悄议论开了:“这是谁呀?这么厉害?”    “听说是新上任的参谋长!”    “叫什么名字?”    “听说叫刘亚楼!”    刘亚楼的大名就这样一下子传到了佳木斯。    刘亚楼不怕得罪人,他有句名言:“得罪人怕什么?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    那一年的深秋,刘亚楼又去了佳木斯,他是受东北局指派到佳木斯清理各单位的留守人员,精简后方机关。    这又是一件得罪人的工作,刘亚楼二话没说,带上总部队列科长和两位参谋上了火车。    在火车上,刘亚楼发现有一大箱香烟。    “这是谁带的?”他问道。    王科长急忙回答:“管理处托带的。”    “给谁用的?”刘亚楼不动声色。    “给?讇字飨摹!*    刘亚楼抬了一下眼皮:“这么一大箱香烟,不经过政府登记随便装,运到佳木斯去不犯法吗?”    王科长不明就里,嘻笑着说:“咱们乘的是专列,没有检查,也不用登记。”    刘亚楼的脸顿时板起来:“哦?没人检查登记就不犯法了?赶快给我拿下去!”
王科长怔了一下,支吾道:“是?”    刘亚楼嗓门这才高起来:“你想拿?”    火车在前方一个小站停了几分钟,从车上只下来一件物品,就是那箱香烟。    有一个独立师在勃利县留下不少人开工厂做豆腐和粉条,生意火红。刘亚楼闻讯来到这里,工厂的人忙用美酒佳肴款待刘亚楼。没想到刘亚楼看都不看酒席一眼,说道:“把你们的点名册拿来!”    点名册?工厂头头一听犯傻了,他知道刘亚楼要点名册的意图。    果然,刘亚楼一看点名册就火了:“部队在前方打仗,你们却不管前方死活,在后方留了这么多人!”    谁也不敢再吭一声了。    刘亚楼说道:“把工厂全部无条件交给地方政府,办厂人员立即组织起来,赶快上前线去!”    工厂头头有些为难,支吾地:“可是我们师首长……”    刘亚楼打断了对方的话:“告诉你们师长,3天之内不全部移交完毕,我撤他的职!”    清理完佳木斯的精简工作后,刘亚楼又来到牡丹江实施精简。刚下火车就见到站台上一名军官同车站站长在争吵。    刘亚楼走上前去,问道:“喂,你们吵什么?”    “老子不让车开,他偏要开!”军官模样的人摇头晃脑地说。    刘亚楼见军官这副模样,顿时来了气,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那军官回答出一个师的番号。    刘亚楼问:“你在师里干什么?”    旁边一位小战士抢着回答:“他是我们连长!”    刘亚楼扫一眼面前的连长,再问:“为什么不让火车开走啊?”    “这列火车归我们师管,我不同意开就不能开!”连长把下巴扬起,一副骄横的神态。    刘亚楼尽量压住心头的火,道:“你还是听从站长的指挥吧!”    连长瞟了刘亚楼一眼,拍了一下腰间的匣子枪,哼了声:“我听他指挥?我腰里的家伙不想听!”    刘亚楼终于动了肝火,厉声喝道:“今天我就叫你听从指挥!你太狂妄了!你管一个连,还想管政府的事情吗?”    这位连长这才正眼看了一下刘亚楼,不太服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来人,把他扣了!”刘亚楼的话音一落,警卫班的战士当即上前把那个连长捆了。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连长可能有点以貌取人了,刘亚楼当时只有36岁,长得英俊年轻,又没有佩戴军衔,乍一看像个小参谋小连长。    初入东北,林彪用马鞭抽打叶群,秘书、警卫不敢劝,只能干着急。刘亚楼一脚踹开反锁的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惟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            初入东北,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林彪处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人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    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    住在林彪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    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    清官难断家务事,惟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    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正直的人。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干的第一件漂亮事就是加强参谋队伍建设,组建了地图科,办起了印刷厂、测绘学校,林彪满意地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    “四野”的老人里有这样的说法:“‘林罗刘’是最佳的领导组合,林彪只管作战大事,罗荣桓分管政治工作,而刘亚楼落实完成。三个人的水平是当时中国顶尖级的,三人组合缺一不可。”    有人甚至这样说:“林彪离不了刘亚楼。”在林彪军事生涯中,最好的搭档是刘亚楼,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若不然,1965年刘亚楼病危时,从不探视任何病人的林彪,打破自己的定例,三次到医院去看望弥留中的刘亚楼,站在病床前长久地叹息。刘亚楼逝世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林彪还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
当年在刘亚楼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或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简称)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干的第一件漂亮事就是组建了得力的司令部。    当时的“东总”司令部机关缺乏基本业务建设,参谋人员奇缺,在职者大多缺乏参谋业务基础训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偌大一个司令部里竟然找不到一张完整的作战地图。    刘亚楼一到任,立即组建了地图科,同时办起一个印刷厂。两个月后,第一批军用地图印出来了,结束了打仗没地图的尴尬局面。    随后,他又成立了一所测绘学校,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有文化的战士入校学习,培养专业绘图人才,彻底解决军用地图之需。    为了加强参谋队伍建设,刘亚楼亲自主持,先后开办了三期参谋训练班,学员都是从基层部队抽调上来的优秀干部,学习结束后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这些人后来成为“四野”各级司令部的骨干。    红军和八路军长期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司令部的组织协同作用未能充分显示,所以一些人不重视司令部门工作,一些堪称游击专家的师长、军长,打游击打惯了,不愿使用参谋人员。有时仗打得频繁就扔掉了司令部,说自己就是“司令部”。    但是,司令员绝不等于“司令部”。    一些干部也不愿意当参谋,当军事主官当惯了,喜欢独来独往,军队里有句俚语:“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如果参谋长都不被人重视,何况小小的参谋呢?    刘亚楼不但要抓司令部建设,还要做参谋人员的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说:“我听说有些同志不想当参谋,说参谋工作没出息,说当了指挥员再来当参谋是受处罚!……”刘亚楼作报告从来不绕弯子,面对他的学员们,直截了当摆出问题。    那些闹情绪的学员不由地都身子骨一紧,竖起耳朵听着下文。    刘亚楼掰着指头说道:“参谋人员为什么不喜欢做参谋工作呢?我认为除了受一些片面认识的影响外,参谋人员本身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也有实际困难。这些困难归纳起来是五多五少,哪五多五少呢?就是使用多,培养少;批评多,表扬少;碰钉子多,撑腰少;工作多,待遇少;任务多,职权少。过去,我们在解决参谋人员的待遇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以致不安心工作。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参谋人员待遇从今后一定会得到改善,我已经和林总、罗政委汇报了这个问题,民主联军总部很快就要颁布改善参谋人员待遇的命令!”    许多人原以为来开会是“挨批”的,没想到刘亚楼说出这番关心体贴的话,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亚楼继续说道:“有些部队的首长对参谋工作的看法是片面的,我们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之后,有些人的认识并没有随之转变,仍然习惯于传统小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不善于使用参谋,认为参谋工作可有可无。个别人甚至认为没有参谋干事更痛快,不把司令部当作是自己的指挥机关来看待。我得提醒这些人了,必须正确了解今天的形势和任务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再落后形势就要挨打了。我军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没有一定规模的参谋队伍来组织和保证军队的指挥是不行的。随着我军继续向前发展,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必然会随之提高!”    这一番话说得台下人心里暖暖和和,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亚楼继续说道:“在今天的形势下,对各级首长来说,不是想不想和应不应使用参谋机关的问题,而是必须很好地使用参谋机关。使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直接影响到作战的胜败。”    刘亚楼的这次讲话,很快传达到部队中去,许多参谋人员安心工作了,一些部队首长扭转了自己的认识,“东总”的参谋工作建设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后来,林彪满意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    或许是受过正规军事院校训练,刘亚楼在东北“横空出世”后工作起点就高,让人看到了现代军事指挥的样板和优势。    林彪最初打锦州有点犹豫,一度打算掉头北上打长春。在刘亚楼的劝说下,林彪收回了个人意见。当中央军委收到“林罗刘”重打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连连说道:“甚好,甚慰。”    1948年秋,“林罗刘”定下决心打锦州时,“东野”的部队大部分还在沈阳、长春附近。百万大军南下浩浩荡荡,能否隐蔽作战企图,达到战役的突然性,是关系到整个决战命运的重大问题。    刘亚楼考虑一番后,向林彪提出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佯动、摆出攻打长春的态势迷惑敌人的建议。具体做法是:抽调几个独立师,白天向长春开进,并开放各级电台,收发电报,下达作战命令;而到晚上则乘火车返回原地,连续数日如此“大调动”,使敌人误认我军真要攻打长春。
林彪听罢点点头,说道:“可以。不过会给一些部队造成不理解,为了战役需要嘛!”    刘亚楼又说,为了实现快速行动,北线部队南下时应该采用火车运输的方式。    罗荣桓听罢很高兴地说:“好!很好!利用铁路长距离输送部队,不仅在东北,就是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们来实现这第一次!”    9月8日黄昏,从四平车站静悄悄陆续开出一列列火车。火车到底开向哪里?莫说基层官兵,就连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也不知道。但每人都知道大战在即,心里都兴奋不己。    除了北线一些部队由铁路运输外,南线先期行动的几个纵队,都是徒步开进的。这些部队昼伏夜行,步兵、炮兵、骑兵……一支支大军像奔腾的急流,在金秋的夜色中涌动。    “东野”南下,国民党军不是没有察觉。各种情报部门都向国民党“剿总”报告了解放军的动向,却遭到“剿总”一顿奚落:“共军总部的电台尚在原地,你们搞清楚了没有?”    大难临头,国民党军还处在麻木和混乱中。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还把夫人接到锦州来欢聚,当他终于发现情况不妙,向“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告急时,辽沈战役的态势已基本形成,“东野”的主力部队已经包围了锦州。    9月21日,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组成的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乘火车从双城开往前线。为了迷惑敌人,刘亚楼故意让火车先向北开往哈尔滨,短暂停留后又向东南的牡丹江方向开去,到了拉林后突然掉头西返,迅速南下了。    10月2日,东北前指到达彰武车站,收到一份紧急情报:敌军4个师海运到达葫芦岛。刘亚楼马上将情况报告给林彪。    此时,“东野”如果打锦州,有可能被沈阳、锦西和葫芦岛之敌夹击。    林彪手执电报陷入沉思,旁人退了出去,昏暗的车厢内剩下林彪一个人,他的身子随着列车的震动也微微地摇晃着。    过了一会儿,林彪唤来秘书谭云鹤,口述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敌已增援锦西、葫芦岛,我军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    林彪是个精明的人,此刻他对打锦州已经产生动摇,却说两种方案都在考虑,请中央军委敲定。从另一角度看,事关重大,他不敢下大的决心。    两年前的四平保卫战时,他已经看出坚守四平得不偿失,却不向中央军委直言,因为毛泽东当时坚决主张打下去。林彪当时也是请示再请示,而心中的小九九早已打算好了。    秘书将林彪口述电报内容整理好后,林彪写上了“请罗、刘核后发”几字,然后由秘书送给罗荣桓和刘亚楼。    刘亚楼接到电文时,正在组织野司机关人员进村宿营。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仔细考虑,同时出于对林彪的尊重,就在电文稿上划了圈。    当部队安顿下来,刘亚楼这才重新考虑刚才电文稿的重要含义,“请中央军委考虑”,这其实就是对打锦州产生动摇嘛!重大战役部署非同小船好调头,打锦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敌情有变,但是否影响到我军打锦州呢?    这一夜刘亚楼反复思考,辗转难眠。黎明时分,随着东方微露的晨曦,他的心也逐渐明亮了。    他爬起来匆匆赶到罗荣桓的住处。    那一夜,罗荣桓也是没睡着。    罗荣桓听罢刘亚楼的意见陈述,一拍巴掌,说:“和我想的一样!走,咱们现在就找101!”    “101”是林彪在“东野”总部内的代号。    在林彪的房间里,罗荣桓直截了当地对林彪说:“回师长春的问题,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    林彪看了罗、刘两人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关内敌人增兵过来了,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就有10万之多。锦州城里的敌人有8个师,不是一口气能吃掉的。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可是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个吃法?锦州若是短时间里打不下来,敌人的援兵再堵不住,我们就会陷入被动。如果回师长春,我们的作战更有把握些!”    罗荣桓道:“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的,是经过反复考虑定下来的,我们改变计划必须慎重。”    林彪道:“敌情变了嘛!”    罗荣桓说:“敌情变化并不大,我们的部队现在士气高涨,打赢还是有把握的。”    林彪微微摇了下头,说:“从目前情况看,打长春把握更大些。我是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请军委批示嘛!”    罗荣桓执着地:“电报中强调打锦州的困难,明显地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听到罗荣桓这话,林彪脸上明显地露出不悦,他在屋内踱起步子。片刻,面向刘亚楼说道:“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没有退缩,也没有含糊,而是明确地回答:“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我个人也是认为先打锦州。”    林彪不吭声了,又踱了几步,然后喊来秘书谭云鹤,要谭追回昨夜签署的电报。    谭云鹤面露难色,说电报已经发走了。    罗荣桓处惊不乱,说道:“我看不要等军委回电,咱们重新表个态,说我们收回前面的‘请示电’,仍然打锦州。”    林彪又看一眼刘亚楼。    刘亚楼说行。    林彪于是说:“那你起草电文吧!”    那天夜里,当中央军委收到林彪准备掉头打长春的电报后,连发了两封电报加以制止。当收到“林罗刘”重打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连连说道:“甚好,甚慰。”    10月14日是个大风天,狂风怒吼,风沙扑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顶着大风走进锦州帽儿山指挥所。    时钟指向10时,刘亚楼看了林彪一眼,林彪点了下头。刘亚楼随即手执电话筒大声喊道:“总攻开始!”    刹那间,我军900多门大炮同时喷出火光,锦州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城墙纷纷倒塌崩陷。刘亚楼也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声命令,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近千门大炮在同一时刻向同一目标轰击的战争场面。    经过31小时的激战,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守敌12万人,生俘范汉杰等国民党将官43人。锦州的解放,关闭了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使东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    范汉杰在城破时逃了出来,在锦州东南20余里的谷家窝棚被抓住。当时他头戴破毡帽,穿一身破棉袄,肩上还搭着一个破麻袋,模样十分狼狈。他是东北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级别最高的将官,因此很快就受到“林罗刘”的“接见”。    林彪问范汉杰:“你对锦州这一仗有什么看法?”    范汉杰说:“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你们打锦州是有雄才大略,非一般人敢为。”    林彪显得很得意,微微地笑了笑。    刘亚楼问:“战略上我们棋高一着,那么战术上呢?”    范汉杰回答:“我8月底从南京回锦州后,虽然得到过你们南下的行动情报,对确切的部队番号和人数却始终没弄清楚。贵军攻城的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贵军的近迫战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基本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实施阻击。还有贵军冲锋起来,实在是难以阻挡……”    这时,轮到刘亚楼笑了。        在塘沽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刘亚楼建议先攻天津,并由自己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林彪笑说:“难怪你积极嚷着打天津,你是有‘野心’呀!”        辽沈战役结束后,强大的东北野战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可以入关作战了。    从全国解放的战略计划考虑,中央军委决定“东野”部队先休整一段时间,以养精蓄锐。身为“东野”参谋长的刘亚楼很快拿出了部队休整方案,1948年11月3日,也就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布了部队休整命令,规定从11月5日起休整一个月。    就在“东野”部队开始休整的第二天,淮海战役打响了。    蒋介石在东北国民党军覆灭后,痛苦不堪,尚未缓过气来,淮海战场硝烟又起,他忧心如焚,如坐针毡。为了保住华北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他紧急召见傅作义。为了抓住傅作义为其效命,他对傅作义优礼有加,派儿子蒋经国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到机场迎接傅作义,这种规格在国民党内是罕见的。    蒋介石要求傅作义尽快将部队撤出平津,迅速南下。为此,蒋介石许诺委任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而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可他又不敢断然拒绝蒋介石的安排。于是,他摆出一副主战的姿态,来对付蒋介石的南撤计划。    傅作义对蒋介石说:“总统委以重任,作义实感惶恐。事关战局,我不得不直言,在我看来,退据江南是偏安,固守平津是全策,平津应全力坚守,若是放弃,共军将会长驱直下,江南是难以保全的。”    蒋介石一时无言,过了一会儿才说:“林彪部队已达百万之众,加上华北的共军,平津恐怕守不住啊!”    傅作义装着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估计东北共军最少需要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我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再扩充50万军队,津塘防御圈会更加坚固,北平的城防也可以完善,对付林彪和聂荣臻,我还有点底!”
 
傅作义的话语一时打动了蒋介石,他放回了傅作义,企望傅作义坚守住平津,支撑华北,以便扩充部队与共产党再战。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却按照自己的构想调整了兵力部署,他将60万军队摆成了一个东西长蛇阵,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一旦形势不利则可西逃,退缩至归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则放在北平以东,形势不妙时让他们从海上逃窜,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    傅作义的这番努力却正中共产党人的下怀,因为傅作义集团留在平津地区,对解放军有利,一则可以在淮海战场上放手歼敌,无后顾之忧;二则傅作义集团不南下,蒋介石很难组织江南防线,便于人民解放军尔后的渡江作战。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傅作义的“固执”是一时的,一旦他清醒过头了或是迫不得已率部队南下,则会给解放军作战带来麻烦。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1月16日,他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电报,问:“提前入关好?还是休整后入关好?”毛泽东此时尚在考虑。    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拿定主意,果断命令“东野”结束休整,立即入关作战。    这就是伟人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8日下午6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罗刘”:“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到这份电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坐到一起研究落实计划。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严峻。    林彪说,军委的命令必须坚守执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铺开的摊子迅速收拢起来。他的目光转向刘亚楼,此刻,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由司令部门尽快理顺。    刘亚楼的脑子早已飞速转动了,他对林彪、罗荣桓说:“休整计划立即停止执行,没有来得及补充新兵的部队一概暂停补充,计划受训的学员停止调出,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武器装备暂时不调整了。”    林彪点了下头,道:“行,马上报告军委,我们在22日保证出发。”    三人详细研究完毕已是后半夜了,刘亚楼立即起草电报,交给机要参谋译发出去。    21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东野”于23日出发。    刘亚楼又是一个昼夜未眠,他组织人员迅速制订了百万大军向关内秘密开进的行动方案,交林彪、罗荣桓批准后,随即传达到各部队。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告别了白山黑水,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80万部队、15万民工、10万匹战马,几千辆汽车,汇成钢铁洪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    11月30日,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一同率“东野”指挥机关从长城的喜峰口进入关内。    12月7日,“东野”指挥机关到达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这里距平、津、唐各约180里。刘亚楼就在这个小村子里组织百万大军挺进平津。此时参谋长的重要作用在他身上鲜明地显示出来,大到兵团的作战方案,小到部队的吃喝拉睡,他都要事事过问,拿出可行解决方案。    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错误地判断“东野”将要进攻北平,慌忙调动部队,将其主力第35军紧急东调至北平。35军走到新保安即被华北解放军包围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毛泽东电令东野和“华野”部队在两周内对新保安和张家口诸敌“围而不打”,令“东野”主力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平津和津塘之间敌人的联系,形成“隔而不围”。到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之路。当傅作义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晚了,他的部队全被解放军包围在孤立的据点里。    傅作义只能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和谈”了。    傅作义第一次派出的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两人都是报界人士。“东野”的首席代表就是刘亚楼。    崔载之把傅作义的打算说了出来,这就是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在谈判期间,解放军停止进攻,并将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放回北平;为了搞到国民党军的飞机,解放军应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傅作义这个打算的核心是他能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共产党方面仅是一种联合。    刘亚楼代表中共方面向傅作义的代表阐明了三点意见:一是傅作义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二是不同意傅作义发通电,不同意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三是可以给傅作义留下两个军,把蒋系部队中的军、师长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解放军保障傅作义本人及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这次谈判陷入僵局。    谈判不成仁义在,刘亚楼设宴招待了几位报界巨头,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走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刘亚楼心想,他们还会来的,并且傅作义还会派更有身份的人物来谈判,不过,那必须是在战场上被打痛之后才会发生。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的兵力攻打新保安,激战10小时,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35军被消灭了。第二天,困守在张家口的敌军突围逃跑,进入了“华野”和“东野”部队设下的口袋阵里,5万多人又从傅作义的户口上消失了。    几乎是片刻之间,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我军马不停蹄,立即着手攻击塘沽。    塘沽,位于渤海湾,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当时平津国民党军惟一的出海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傅作义将天津和塘沽并为一个守备区,由侯镜如任司令,由5万军队据守。另外还有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数十艘舰船在海上协同防守。    在平津前线总部指挥室内,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敌我态势示意图,刘亚楼对这张图上每一个标记都烂熟于心了,但他的眉头却总是难以舒展。塘沽以东以北地区地形开阔,河流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运动和接敌,更不能对敌军形成四面包围,硬打,伤亡大不说,只能将敌人早早赶到海上去。    林彪也是一直紧锁眉头,和刘亚楼不同的是,他在地图旁站久了,就搬着椅子过来,坐着看,半天不说一句话。    终于,刘亚楼先说话了:“我到前线再看一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打好这一仗!”    林彪赞许地点了下头。    12月28日,刘亚楼乘着军用吉普,冒着凛冽的北风来到塘沽前线,他先到实地勘查一番,然后来到前线指挥部,召集会议听取各纵队司令员对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7纵司令员邓华、1纵司令员李天佑、2纵司令员刘震都认为在现有情况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不如先打天津更有把握。    刘亚楼与各位司令员交换意见后,坚定了不打塘沽转打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这种变更很可能招来“胆小畏缩”和“不执行命令”之嫌。但刘亚楼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后,即向林彪、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听了刘亚楼改变作战决心的建议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没有给我们留下商量的余地,改变军委决心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    刘亚楼目光坚定地看着聂荣臻,说道:“正因为不是一件轻易能改变的决定,所以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各种方案都进行了比较,最后还是认为先打天津最合适。”    聂荣臻考问刘亚楼,实际上也在考问自己,他像问刘亚楼又像在问自己:“先打天津比先打塘沽有多少益处呢,这一点必须对军委阐述清楚!”    刘亚楼抓住要害一口气全都说了出来:“塘沽一是难打,二是我们打下它又能得到什么呢?侯镜如已经把他的司令部都搬到海上去了,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鸟,枪一响,顶多打死它几只,其余的全都惊飞了。攻下塘沽,控制了海口,固然能够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但要是拿下了天津,一样能够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我们如果拿下天津了,北平的20多万傅作义部队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要想把傅作义打痛,塘沽不行,只有打平津两处,北平是古城,轻易别打。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先打天津最合适。”    林彪坐在藤椅上静静地听着刘亚楼阐述意见,长久没说话,一双眼睛停留在墙上的大地图上,仿佛还想寻找新的标志物。终于,他抬起头,对刘亚楼说:“给中央军委写份请示电吧!”    聂荣臻也对刘亚楼说:“就把你刚才说的整理清楚报告给军委。”    刘亚楼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表明攻打塘沽不合算,建议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毕竟,他是这份建议的最先发起人。    12个小时后,中央军委回电了,同意放弃攻击塘沽的计划,说“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高兴地狠狠地挥了下拳头,他拿着电文,急匆匆地跑去敲开了林彪的房门,此刻,尚是清晨。    没等林彪看完电报,刘亚楼就急切地说道:“军委已经同意打天津了,我请示党委把攻打天津的指挥任务交给我!”    林彪已经看完电文,听了刘亚楼的话,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道:“啊!难怪你积极嚷着打天津,你是有‘野心’呀!”
刘亚楼恳切地说:“平津战役一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就算完了,再不抓住机会,我就捞不着大仗打了;再说,我也得锻炼锻炼嘛!”    林彪笑着说:“我知道你早就想单独指挥战斗了,也该给你一次机会了!向军委报告一下吧。同意你就干!”    刘亚楼像孩子似的转身就跑,身后的窗户纸沙沙作响。    天津战役前,刘亚楼不听众人劝阻,非要再到前沿阵地抵近观察,结果差点被敌人抓了俘虏。他好像没事似的:“好兆头!好兆头!他们这次没抓住我,咱们就该抓住他们的主帅了!”        刘亚楼担任了攻打天津的总指挥。    他手下可是兵强马壮。东北野战军的第1、2、7、8、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全部归他指挥,第6和第12纵队的各一个师也参与作战,一共有22个师34万人,还有大炮560门,坦克46辆。46辆坦克在今天看来是个小数目,可是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是“超霸”级的,令其他野战军羡慕不已。    攻打天津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西面的杨柳青镇。    刘亚楼带着精干的指挥班子乘车疾速赶到了杨柳青。    作战命令旋即下达,各部队旋即行动,4天工夫,34万大军将天津围了个水泄不通。    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是陈长捷,他出身晋军,曾与傅作义长期共事。傅作义是35军军长时,陈长捷是14军12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傅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陈是第6集团军61军的军长。陈长捷作风泼辣,多次受命进攻陕北,被蒋介石重用。可是晋军头子阎锡山有条用人原则:凡是蒋介石赏识重用的人,他都不用。陈长捷因此被阎锡山送到峨嵋山的将军训练班“深造”,被晾到了一边。    傅作义掌权华北后,见陈长捷是个军事人才,加以重用。陈长捷钦佩傅作义,又感知遇,对自己所受命的天津防务丝毫不敢马虎,把多年经营的工事进一步加以改造,修筑得越发坚固。他建立了地堡式防御体系,修筑了长达84华里的环城碉堡工事,挖了一道宽10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有2道铁丝网3道鹿砦,鹿砦外是几十米宽的地雷场。护城河内侧筑有土墙,高达5米,墙上设有电网,每隔30米有一碉堡。护城河外更是碉堡密布,仅大型碉堡就有380多个。敌军又将城外5公里范围的村庄全部焚毁,制造了一条真空地带。    防守天津的敌军有两个军10个师共计13万人。13万人守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并不算容易,但天津的地形特殊,市内有高大建筑物,加上苦心精营的防御工事,要攻下天津并非易事。    而中央军委限定“东野”在10天内完成战役准备。时间如此紧迫,对于第一次独立组织指挥这么大的战役的刘亚楼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同样是高级指挥员,林彪喜欢闭门沉思,大战前常常一个人呆在黑屋里无声无息,脑子却不知转了多少个弯。而刘亚楼却喜欢跑,他要亲临第一线,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让他闷坐地图前是难以忍受的。    因为深入第一线,刘亚楼的戎马生涯里,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在天津,他险些成了陈长捷的俘虏。    那一天,刘亚楼不听众人劝阻,非要再到前沿阵地抵近观察不可。当他带着参谋和警卫员来到敌我阵地之间的一座坟包上仔细观察时,敌军的一个搜索队突然在黑暗中出现。搜索队的手电筒光柱一下子照到了刘亚楼的身上,因为尚未看清楚,搜索队便厉声吆喝道:“什么人?”    随即就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    此时刘亚楼的警卫员如果掏枪,将处于下风。万分危急中,刘亚楼沉着冷静,他张开骂道:“混蛋,大声嚷什么?小心共军听见了!”    就在对方稍一犹豫之间,刘亚楼掏出枪来和警卫员一同给了敌人一梭子,打得敌军搜索队晕头转向。刘亚楼转手拉着警卫员就跑了……    回到指挥部,警卫员头上直冒冷汗,他们真有点后怕了,前线总指挥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交待?    刘亚楼好像没事似的,边洗脸边说:“好兆头!好兆头!他们这次没抓住我,咱们就该抓住他们的主帅了!”    刘亚楼很快地掌握了天津的地形情况和敌人的守备部署,作战方案也在胸中逐步完善。    林彪问:“48小时能不能攻克天津?”刘亚楼回答:“30个小时足够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均是一惊!敌方代表来谈判,刘亚楼从后门出去转悠一圈再风尘仆仆地回来见客,使敌误以为我方指挥部在城北。天津城破后,陈长捷跌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圈套啊!”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将各纵队和师的指挥员召到杨柳青,确定作战方针。    刘亚楼看着诸位军师首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打天津的作战方针概括起来讲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他的话音未落,会场里的气氛即活跃起来,许多人被刘亚楼生动的话语感染了。刘亚楼接着分析说:“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较平常,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的部署是:东西两面是主攻,西面是重点,南面是佯攻。为什么先南后北呢?因为南面敌人距塘沽近,我们怕他跑掉。各部队突破进去以后要大胆分割穿插,把敌人主要据点包围起来,然后再消灭他,这叫先吃肉再啃骨头!”    刘亚楼讲话很少用稿子,边说边想,往往一开口就能把周围的人吸引住,讲完了记录下来的东西,通常就是一篇生动的文章。    开完了作战会议,刘亚楼又向总前委汇报攻打天津的作战计划。    总前委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林彪是书记。    听完刘亚楼的汇报,罗荣桓问:“军委限令三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看着三位领导,说:“我不好讲,请首长定吧!”    林彪说话了:“48小时怎么样?”    刘亚楼这才说出心里话:“要我说,30个小时足够了!”    30小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均是一惊:这个刘亚楼,未免太胆大了吧!    聂荣臻认真地说道:“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挺直腰板:“完不成任务处置我!”    林彪道一声:“好,看你的喽!”    刘亚楼的豪气绝不是鲁莽,自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那天起,他一直苦思冥想攻城方案,每一个细节问题他都考虑了几套方案。像攻打据守在外国人住宅内的敌军这样复杂的问题,他都想到了,一下子拿出了三条意见:    一、敌人据守顽抗的街头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是租界,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加以进攻;    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    三、敌人未加设防的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去。但在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对刘亚楼这三条意见,中央军委回电答复是:“刘亚楼所提三条意见正确。”    在实施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我军也没有放松政治攻势,力争天津免遭战火。1月6日,林彪、罗荣桓亲笔签署了一封给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自动放下武器。刘亚楼派人将信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然后转送到陈长捷手里。    陈长捷接到信后,向北平打电话请示傅作义。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守住天津就有办法,让陈长捷不必理睬。陈长捷给林彪复了信,拒绝放下武器,但又表示可以派人谈判。    过了两天,陈长捷派了4位代表出城,打着白旗乘着吉普车来到杨柳青,说是与解放军继续谈判。其实,陈长捷这次派代表来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是真。陈长捷尽管决心顽抗到底,但他也知道自己领兵独处一座孤城,就算手下的人冒死效命,在强大的“四野”部队面前又能支撑多久?惟有探清解放军虚实,摸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防御战中重创解放军,才有可能守住天津城。    他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谈判,解放军方面肯定会有头面人物出现,这样就不难窥探解放军进攻部署的内幕。    再说刘亚楼自从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后,也一直在考虑怎样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战果。我军主攻方向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敌人,如果能把城中的敌人调到城北去,那对我军的攻击大大有利,怎样才能把敌人调到城北去呢?陈长捷不是等闲之辈,不会轻易听从解放军“调遣”的。    当听到陈长捷又派代表来谈判的消息,刘亚楼顿时心生一计。他命令联络参谋将陈长捷派来的4位谈判代表领进平津前线指挥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休息,并说“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刘亚楼则在自己的屋里坐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从后门走出,坐上一辆吉普车绕着天津发电厂转悠了一圈,然后回到了指挥部,此时,他已显得“风尘仆仆”了。    一进屋门,他边拍大衣上的尘土,边对陈长捷派来的代表说:“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让诸位久等了。”    陈长捷的代表暗暗看一眼手表,时间已过去近1小时,若从天津北面的杨村来,路程正需1小时。    一阵交谈后,刘亚楼表情严肃地对陈长捷的代表说:“我方的态度早已明确,今天再次重申:天津是华北主要工业城市,我军希望和平解决,使其免遭战火破坏;所有天津国民党军只要放下武器,我方保证这些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天津守军不愿放下武器,我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将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
刘亚楼最后明确地告诉对方:陈长捷率部最迟在1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否则解放军将开始攻城。    陈长捷的人回去了,把同刘亚楼谈判的情况及发现的“内幕”都向陈长捷作了汇报。    而刘亚楼则继续摆他的迷阵,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看咱们再加加温,从城北放它几炮,让陈长捷坚信我们从城北进攻。”    当日下午,部署在城北的“四野”一个炮兵团连续轰击半个小时,将北城敌军工事猛砸一顿。陈长捷上当了,当天夜里,他将守城主力115师从城中心防区调到城北。这一来,原本尚是首尾相顾的天津城防体系,因115师的调离,中心一线顿时薄弱起来。    国民党军第62军军长林伟俦还算清醒,他告诫陈长捷:“共军的主攻方向还是在西南面。”    陈长捷自信地说:“刘亚楼指挥部都搬到城北了,肯定想在城北主攻。”    后来天津城破,陈长捷才清醒过来,连连跌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圈套啊!”    天津不到30小时被攻克,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华北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被俘的天津守城司令陈长捷叹道:“告诉北平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啊!”    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打响了。    上午10点正,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顷刻间,按纵深梯次配置的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只见沙石横飞,碉堡开花,铁丝网撕裂,整个天津城都在颤抖。攻打天津的火炮密度,在中国战争史上可称是空前的,所以有人说:“天津城是用火炮轰开的。”    “四野”的老人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轰击天津的节奏和层次,有人说那简直像乐队的四重奏,清晰、悦耳。    “四野”的老人说,炮兵用得好,看谁指挥了!刘亚楼什么人?正规军事学院出来的!打仗就讲协同。    确实,为了迅速拿下天津,刘亚楼在步、炮、工、坦等兵种协同作战方面下了大气力,他亲手制订了《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针对天津攻坚作战要克服护城河障碍这一特点,根据炮兵射击时节的区分,规定了“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四个步骤中的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的具体动作顺序。刘亚楼指示各兵种部队按照协同计划反复演练,连以上干部必须把四个步骤的动作顺序背得滚瓜烂熟。    炮火急袭后,在天津的城东、南、西三个方向,各路突击队扑向城垣。11时,2纵4师首先突入城内。刘亚楼立即通报各部队:“4师首先突破西面城垣!”    在这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其他纵队奋勇争先,城西的1纵2师、1师,2纵的6师,城东7纵的19师、21师和8纵的24师也相继突破成功。    东西两面城垒被突破后,后续部队如潮水般涌进突破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天津拦腰杀去。    此刻,在城北佯攻的部队也打得十分激烈,他们紧紧地咬住了陈长捷的精锐部队115师,使其难以脱身增援其他方向。    战场变化常常出人意外,“东野”的9纵和12纵34师原本担任助攻任务,配置在天津城南,这里地形复杂,敌军工事坚固。按刘亚楼的作战计划,9纵和12纵只要在城南顶住敌军,不让其突围逃跑,待东西方向部队在天津城内会师后,9纵和12纵再向城内突击。却没想到,9纵和12纵不甘示弱,很快打开了两个突破口,向城北方向勇猛突入。    刘亚楼听到报告后欣喜万分,一下子撕开了三个大口子,天津城是拿下了。他当即打电话嘉奖9纵和12纵34师。    天津城虽破,陈长捷还在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军依靠市内坚固工事进行顽抗,不断出动坦克进行反扑,巷战十分激烈。    我军从上午打到黄昏,从黄昏打到午夜。由于天津街道狭窄,弯曲复杂,到了午夜更不易辨认方向,指战员们便发扬孤胆作战精神,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激烈就往哪里冲。到了15日凌晨2时,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了,天津被拦腰切断,敌军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刘亚楼命令各部队一鼓作气,彻底消灭敌人,尽早结束战斗。    攻打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是“东野”1纵1师。他们激战5个小时,先后拿下东西两侧的制高点,随后冲进敌司令部大门,由楼下到楼上,占领了大楼,却没有抓到陈长捷。    2营6连副排长邢春福立即审问俘虏,了解到警备司令部大院内还有一个地下室,他马上带领两名战士冲向地下室。    地道里没有灯,很暗,弥漫着阴森森的腐霉味。第一个冲进去的王义风,摸着洞壁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走了一会儿,发现前方有一缕亮光,原来有一扇门,亮光是从门缝里透露出来的。
王义风一脚踹开门,冲进屋子……    屋内,10余位国民党军官围着一张方桌坐着。王义风大喊一声:“都给我站起来!”    听到这如雷贯耳的声音,国民党军官们都打了个寒颤,见王义风手中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只得举起了双手。    当这些国民党军官把枪都交出来后,王义风说:“都跟我出去!”    军官们开始朝外走,惟有一个中等身材的黑胖子仍坐着不动。他打量着王义风,说:“我不出去,请你们长官来谈判!”    王义风仔细打量对方一眼,见此人足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美式军大衣,王义风好像明白点什么了。这时候,邢春福也冲进屋子。    邢春福看一眼黑胖子,问:“你叫什么名?”    黑胖子说:“我是陈长捷!”    邢春福打量一下陈长捷,冷冷地对他说:“你已经被俘了,没有资格再谈判了。我们现在要你做两件事:第一,通知你所有的部队,立即停止抵抗。第二,无条件投降。”    这话刺痛了陈长捷。他还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只是向他跟前的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又软绵绵地坐了下来。    下午3时,天津城北的敌军115师放下武器,天津战役胜利结束,总共用了29个小时。    还在1月13日,当傅作义得知解放军即将向天津发起总攻,急忙又派出他的副司令邓宝珊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这一次,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出来了。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的,我们已下命令了!”    邓宝珊又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    林彪说3天。    邓宝珊摇摇头,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吧!”    林彪道:“3天,只用3天!”    当傅作义和邓宝珊闻讯天津不到30小时就被攻破后,都呆住了。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报告后,高兴地说道:“华北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毛泽东命令刘亚楼把陈长捷用汽车送到平津前线指挥部里,与邓宝珊见面。陈长捷望着上司,叹口气道:“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啊!”    受到天津大战的震撼,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之下,傅作义终于下决心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1月21日,傅作义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渡江作战后,毛泽东急调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不愿离开“四野”,说自己晕机。毛泽东道:“空军司令晕机,这就对了!”林彪给刘亚楼发电报:“盼你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有4个兵团,即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刘亚楼被任命为第14兵团司令员,兵团下辖3个军:第39军、第41军、第42军。    1949年4月下旬,“四野”各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准备渡江参战。第14兵团赶往汉口,刘亚楼因原“东野”司令部一些工作尚需移交,暂留在北平。到了5月初,刘亚楼移交工作完毕准备南下时,忽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不要南下了,准备受领新任务。    受领新任务?还没等刘亚楼猜出来,一辆吉普车将他拉进中南海。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打过长江后,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不可逆转,在陆地上国民党军基本无还手之力,但在空中还可横行一时。国民党军的飞机时不时地飞到解放区的上空扔几颗炸弹,甚至还飞到北平低空扫射。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强烈感受到来自天空的骚扰。    必须尽快建立空军,没有空军的国家,就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国家!斯大林眼中的中国农民领袖,作出了建立空军先于建立新中国的决定。    毛泽东唤来周恩来,共同商讨组建空军的问题。    “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周恩来问。    “让刘亚楼干!”显然,毛泽东已经反复考虑过人选了。    “主席原想让刘亚楼到总参工作呀?”周恩来又问。    毛泽东道:“是啊,刘亚楼在东北当过参谋长,对合成作战比较熟悉,如果让他到总参,他会干得很好的。可是我们组建空军要苏联人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8年,通俄语,了解苏联情况,他在东北还办过航校,看起来,他是空军司令的最好人选了!”    两位伟人,确定了由刘亚楼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乘坐的吉普车进了中南海后,被引入丰泽园。刘亚楼走进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正在审视桌上的一张地图。刘亚楼向毛泽东敬礼报告完毕,着急地问:“主席,叫我来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毛泽东微微笑了,说:“你的感觉很敏锐哟!是有任务,很重要的任务哟!”    “解放台湾?”刘亚楼兴奋地问。    毛泽东摇摇头。见刘亚楼费神思忖,毛泽东道:“要你当空军司令怎么样?”    刘亚楼知道中央正在筹办空军,但让自己负责筹建空军,却压根没有想到。毛泽东话音刚落,他便连连摆手,说:“主席,这使不得,使不得!我是学陆军的,不懂空军,哪能当空军司令!”    “不懂可以学着干嘛!”    “我这人一上飞机就晕……”    毛泽东看一眼刘亚楼,道:“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对了!”    毛泽东说的海军司令晕船,指的是“四野”另一位兵团司令肖劲光。毛泽东以伟人的智慧,特意挑选了“晕船”的和“晕机”的两员战将做他的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    毛泽东随后和蔼地对刘亚楼说:“中央信任你,让你负责这一摊子,你不会是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的!”    也许刘亚楼和毛泽东很熟了,也许刘亚楼的性格就是直来直去,面对领袖的重托,他竟不接受。    毛泽东严肃起来:“难道今天还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不成?”    耿直的刘亚楼还是不肯受命。    毛泽东摆了下手,说:“好吧,你去周副主席那边,他同意你南下,你就走吧!”    刘亚楼听了,转身拔腿就走。途中遇到罗荣桓。罗荣桓问明情况后,对刘亚楼说:“你去找周副主席也是白搭,中央已经内定了。”    “那我这个空军司令是当定喽?”    “当定了!”罗荣桓肯定地回答。    刘亚楼不由地使劲搓动着结实有力的大手。党和人民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党和军队把这副重担交给了他,关键时刻怎么能畏缩呢?刘亚楼思忖了一会儿,终于转身又回到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看着刘亚楼走进屋来,没等他敬礼的手放下,便问道:“想通了是吧?”    刘亚楼不好意思地笑了:“想通了,干!”    “哎,这才是刘亚楼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从此后,刘亚楼离开了第四野战军。    有趣的是,刘亚楼调离第四野战军时,林彪也“想不通”了。当时林彪坐镇武汉,正准备与国民党军的“小诸葛”白崇禧在衡宝大战一场,刘亚楼不在他身旁,他像少了一只臂膀。于是林彪给刘亚楼发去电报,说“四野”的部队要攻广东、攻广西,要与白崇禧集团大战一场,需要刘亚楼迅速南下。林彪甚至对刘亚楼说:“盼你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    一个“盼”字,活灵灵地展现了林彪当时的心情和刘亚楼人才的价值。    林彪随后还给毛泽东发去电报,说:“听说中央拟调亚楼担任航空方面工作,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林彪在这封电报里详尽说明让刘亚楼回“四野”的理由。林彪的理由充足,语气也恳切,但是刘亚楼还是未能南下。    毕竟,林彪那里是局部,而毛泽东那里才是全局。
 




三:[罗瑞卿害死多少人]政治秘书谈罗瑞卿倒台 不止得罪林彪一人


1965年,在政治秘书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王仲方认为: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本文摘自2008年第7期《纵横》,王仲方口述,原题为《秘书眼中的罗瑞卿》。
 1964年,罗瑞卿、张爱萍陪同林彪、贺龙视察军校(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难,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春节,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揭发他,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很奢侈,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他挺紧张的,因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就算过关了。所以这次我心里想,罗瑞卿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去写写检讨吧,秘书讲你千万别来,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后来,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 1966年3月18日,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会议以后,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后来就上纲,越上越高,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缎库胡同三层小楼,是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阁楼,就是放东西的,很低,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那个楼不算高,四五层下来的话,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此时,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
王: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没有牵涉到公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关系又比较密切,我们有这个弊病,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也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筹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7月,罗瑞卿走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可是大家很踌躇,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而且要求很严,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他批评是很严的,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后,文件、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我来试一试,不合适的话,再换人。
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早在延安时期,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
王: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征求大家意见,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你讲得好,没意见。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看不起你们,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我是满心高兴的,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嘴部负伤了,嘴巴张不开,所以说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还请你们大家原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
王:一去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抗大三期学生。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王仲方说,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
王: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人心也就不安定了。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有个翠明庄,国共和谈的时候,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突然起火了。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搞得挺紧张。

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1951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抓了一大批人,也杀了一大批人。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说什么人犯罪了,犯的什么罪。另外,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我立刻就镇压你。所以镇反运动,搞了一年多,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王: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加强他们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
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1954年6月,蒋介石派出外号“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建国后,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1954年国庆节前,公安系统布下罗网,活捉了飞贼段云鹏。
王:抓住他以后,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兴地说,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是不是让他飞一个,我们看一看。
经过“镇反”运动,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1956年,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路不拾遗,就是拾到东西以后,不据为己有,连小学生都会将拾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罗瑞卿不放心,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包括警卫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试一试。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门要开大会,晚上还有晚会,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当然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他也关心,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
建国初期,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
王:毛主席批评他,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找我?周总理解释说,他们报告是有的,送到我这里了,我没有转给你。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所以回来以后,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王仲方说,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
王: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别人有什么反映,他就告诉罗瑞卿,说你要注意;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
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

1959年,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军委的常委,林彪又经常生病,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本来由林彪来做的,林彪不能出来,所以就由他来做,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影响也很大。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又都很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
王: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前9天,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此后,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要有什么不合适了,毛泽东会提醒他。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会议以前,他心里毫无准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上海紧急会议”。会前,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而在会议的前三天,罗瑞卿并没有到会,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的罗瑞卿,并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来临。
王:讲到上海会议,他挨整那一次,当然这个上海会议,是一个谜,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消息。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
王:中央开会,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仲方事后得知,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气氛大不相同。
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所有的秘书、随员,都不能参与,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这次不要秘书保管,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放里头,不让任何人接触。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气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
王: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然后被通知来开会。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还在处理文件,等下了飞机以后,进了住的地方,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他才大吃一惊。
很快,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
王: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还给胡耀邦讲: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说:不要紧,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不会把他怎么样。
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老公安,罗瑞卿曾经的秘书,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林彪当时在场说,王仲方,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来了。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江青在上海的时候,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窃听她的电话。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我们立刻放你。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们问了好几次,后来拍桌子说:你不交代,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
5年多的牢狱生活,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直到有一天,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觉了。因为有一天突然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把我看的书,都给收走了。过了两天,又还回来了,还回来一看,什么“老三篇”,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在监狱里,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青海日报》。1971年,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而第二年,时隔10年之后,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
王: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半天都没说话。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说是我的老父亲,他认识,也被饿死、整死了。他挺难过,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
1977年,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8年,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王: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结果华国锋不赞成,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说行,我来搞。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改了好几次,这篇文章的影响对“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依然盛行,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王仲方说,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决心非常坚定。
王:有人对罗瑞卿讲,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发表。罗瑞卿说,不要紧,《人民日报》不能发表,《解放军报》发表,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们发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
恢复工作以后,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行动自如。
王: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说到西德去,我肯定帮你,给你治好。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工作,他就去了。
罗瑞卿临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王仲方说,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
王: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临时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西德,手术非常成功,关节也换得很好,外国医生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还挺高兴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赶快就说: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嘉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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