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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上官云珠在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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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和上官云珠在宾馆]上官云珠请男人摸大腿给毛主席写思想汇报(组图)


上官云珠请男人摸大腿给毛主席写思想汇报(组图) - wenxuecity.com
文章来源: 秦全耀 于 2013-03-01 22:05:11
 
“你摸过女人大腿吗?自己老婆不算。”我愣了一下:“这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啊!”李天济老师吸了一口烟说:“我摸过。”“谁?”李老师指指电视:“上官云珠,是她让我摸的。”根据文学家钱钟书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中“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位老学究的扮演者就是李天济,他还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编剧。 李天济26岁时,正拍《乌鸦与麻雀》碰到搭伙的女演员还有点不自然,又是第一次拍电影。演对手戏的就是上官云珠,当时她已经大红大紫,是电影界的四大名旦。李天济的角色是国民党的侯科长,二房东。上官演的是小学教师(孙道临饰)的妻子。电影第一次开拍,拍的就是在咖啡馆里“我”“调戏”上官云珠的那场戏。我哪敢呀!连拍三次,都不行。导演生气了:“收工,上午不拍了。上官,你把李天济拎到楼上,开导开导!”
李天济被上官“拎”到楼上。楼上有许多小包间,上官走进一间,往靠背椅上一坐。她穿的旗袍衩开得很高,大腿便露了出来。她对我说:“老李,来。”就拉我挨着她坐下。我从来没有和女同志靠那么近坐过,闻到她身上的一阵阵香味,全身发热,额头都冒出汗了。上官云珠抓住我的手,“啪”的一声,就按在她的大腿上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官云珠一边按着我的手在她大腿上来回滑动,一边说:“老李,你上午怎么搞的?”我说:“我恐怕不是拍电影的料。”“瞎说,谁生下来就是拍电影的?照我看,你紧张,你怕我,还有点私心,我说得对吗?”“对,对。”“你在电影厂也这么些年了,还写过电影剧本,人物性格行为分析,比我在行。你演的国民党小官侯科长,是个色狼,见到我应该像饿虎扑羊似的,可你见到我躲躲闪闪,这符合剧情吗?”“对,对,你分析得对。”“只有你把色狼的戏做足,我才可以发挥。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有人说你乘拍戏机会讨上官便宜。我演得好不好,全看你的配合。”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道理,足足开导了我半个多小时。这时我的思想完全“过关”了,不紧张了。我说:“上官,你这一课,我终身难忘,下午你看吧。”下午开机,李天济果然一次成功。
50年代初,上官云珠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直到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跳楼自杀,终年48岁。
上官云珠1949年进入上影厂,为了追求进步与旧社会决裂,她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思想汇报,并刊登在《快活报》上。
上官云珠请男人摸大腿,给毛主席写思想汇报,把这两件事写在一块,老秦你够恶毒。错,上官云珠小巧灵珑,可以说像她那么招人喜欢的不多。而摸大腿和写思想汇报,正是其单纯本色。尽管上官云珠的汇报有点像今天的《新闻联播》。
《快活报》系商人梁润之因促销自己的“斧标驱风油”而创办来为之打广告。1951年《快活报》在登出上官云珠思想汇报不久后停办。1961年,梁润之又在马来西亚新山出版《新生日报》,并首次向金庸邀稿,因此与武侠小说大师结缘。1967年,金庸南下狮城寻找办报合作伙伴时,又找上了有办报经验的梁氏,结果双方各投资了50万元,共同创办了《新明日报》。梁润之为董事局主席,金庸为副主席,报名“新明”二字各取自梁润之的《新生日报》和金庸的《明报》。

二:[毛和上官云珠在宾馆]上官云珠:一个名演员的幕后遭遇


漫步中国电影史长廊,有一个演员大放异彩,特别吸人注目,那就是上官云珠——我们心中鲜活着多少个她所塑造的电影角色,那是一种散发着恒久魅力的经典!
今天,我们要叙述的是上官云珠的沧桑往事。
她的银幕形象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上官云珠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她于1920年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小镇,是父母的第5个孩子。1937年抗战爆发,家乡遭到日本人轰炸,早婚的她跟着夫家逃难到了上海。
为了谋生,上官云珠进了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做开票小姐,照相馆经理何佐民见她十分美丽,特地给她买了时髦衣服给她拍照,然后把她的照片放在橱窗里展览。上官云珠原来在乡下就喜欢演戏,到了上海看见那么多观众涌进影院看电影,就日夜梦想着成为一位电影演员。
上官云珠在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
民国29年(1940年),她经老板何佐民介绍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学习话剧,首次在洪深导演的独幕剧《米》中登台亮相;随后,她进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
那天,韦亚君和其他学员认真听著名导演卜万苍《怎样在银幕上创造外形和内心动作》的讲课。授课结束了,卜导演叫住上官云珠,告诉她张善琨董事长要见她。
上图:卜万苍导演 下图:张善琨老板
上官云珠很惊讶,自己仅仅是一名普通学员,张董事长为什么要召见呢?
上官云珠跟着卜万苍来到灯光闪烁的摄影棚,看见导演徐欣夫、张渭天和演员顾也鲁、韩非、顾兰君等正忙着准备拍戏。上官云珠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导演和演员,感到十分兴奋。
张善琨打量了一下上官云珠,笑了,对导演徐欣夫说:“开始吧。”
上官云珠这才明白过来,是让她来“试镜头”的。她演过话剧,但是,上镜头可是第一次啊。她匆匆上好妆,就被推到了转动的摄影机前。她按照导演的要求做了几个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
张善琨和徐欣夫都满意地微微点头:没有任何镜头经验的上官云珠,在镁光灯下表现完美又自然,一个天才演员啊!而且,她娇羞妩媚、风情万种啊!
上官云珠很快明白,老板张善琨和导演徐欣夫决定让她在新片《王老虎抢亲》中饰演女主角王秀英,她又惊又喜,马上全力以赴开始做准备。导演卜万苍为上官云珠取了艺名“上官云珠”,希望她像天上闪烁
着的明珠一样璀璨美丽。从此,韦亚君成为了上官云珠。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原来,扮演主角的演员童月娟要抬高片酬,老板张善琨拒绝,童月娟赌气闹情绪了,张善琨就抬出上官云珠替代童月娟,但很快张善琨与童月娟和好了,他们本来就是情人关系,于是电影主角就没有上官云珠的事了。不过,上官云珠唯一的收获就是跨进了电影界。
上官云珠为了提高表演水平,经常出现在话剧舞台上,在《风雪夜归人》、《红旗歌》、《日出》、《上海屋檐下》、《北京人》等剧中担任过主要角色;她扮演《雷雨》中的繁漪驰名申城。在一些译制片中,如《曙光照耀着我们》、《玛丽娜的命运》、《世界的心》、《牛虻》等,她担任过配音演员;她的诗朗诵如《他在我们中间》等,也曾较有影响。
在话剧《雷雨》里的上官云珠和王丹凤
抗战胜利后,上官云珠加入了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由此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1947年,她在影片《天堂春梦》中和蓝马演一对坏夫妻,她把一个妖艳势利凶狠的女人演得可恨又可信。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涂脂抹粉,巧于酬酢,将一个心狠手辣趾高气扬的“接收夫人”
刻画得惟妙惟肖。她参加《丽人行》、《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多部作品的拍摄,相继扮演了家庭妇女、工厂女工和教授等角色,都以细腻多变的眼神、充沛的感情,将这些性格迥异的角色刻画得活灵活现,充分显示了她作为性格演员在演技上的成熟光彩——她名闻海内外,成为一代影星。
《乌鸦与麻雀》剧照
《万家灯火》剧照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1949年中共建政,年仅30岁的上官云珠陷入了困境:她的相貌、戏路和气质,都很不适合演扮演“工农兵”形象,一时没戏可演。上官云珠知道要在银幕上出现,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改变戏路,于是她拼命洗涮身上的资产阶级情调,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一连演出了131场,最后过度劳累患上急性肺炎昏倒在舞台上……
上官云珠(右)在农村改造“世界观”
1955年,上影厂准备开拍《南岛风云》。即将开机,女主角护士长符若华的人选还是定不下来。上官云珠的好朋友黄宗英找到导演白沉,竭力推荐一直坐“冷板凳”的上官云珠。听说上官云珠要扮演英姿飒爽、老练果敢的革命英雄形象,许多人都认为简直是开天大的玩笑。白沉导演力排众议,坚决启用上官云珠。上官云珠一改在银幕上早已定型了的“交际花”、“阔太太”形象,把一个历经千难万险的女人公演绎得形神兼备,当初反对她上戏的也连声佩服。她以后出演了戏,不是被禁演就是遭到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血碑》全部不合官方口味,她1965年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舞台姐妹》,更被认为是“美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党作品”。
上官云珠在《南岛风云》的英姿
上官云珠年仅48岁的短暂生命,共演出过话剧46部、电影35部,为译制影片配音4部,其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在五六十年代,她参加了多部影片的拍摄,其中以《枯木逢春》中的冬哥妈、《早春二月》中的寡妇文嫂、《舞台姐妹》中的商水花最负盛名。
她扮演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她先后嫁给了5个男人
  
漂亮的女人感情上容易有故事,漂亮的名女人的感情区更容易故事多多,上官云珠的爱情婚姻,和5个男人发生了感情故事。
1936年前后,上官云珠到苏州读书。她的美术老师张太炎是大哥的一位同学,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张大炎很喜欢比他小9岁的上官云珠,特别地眷顾她。那年夏天,张大炎带着上官云珠到河里游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不久,上官云珠有了身孕,她和他匆匆结婚。她17岁生下了儿子,被迫中断学业。一年后1937年抗战爆发,上官云珠随张家逃难到上海,以后进入演艺界。丈夫张大炎竭力反对上官云珠演戏,两人的婚姻出现危机。1940年两人离婚,张大炎带着儿子张其坚返回老家,上官云珠留在上海继续在演艺界打拼。
1942年,上官云珠加入“天地剧社”,认识了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才子姚克。 姚克在上海的一些外文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还担任过中国首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编辑。鲁迅逝世后,12位著名青年作家抬棺出殡,姚克就其中之一。1941年3月22日,上海璇宫剧场张贴出上演首部话剧《雷雨》的广告,上官云珠在姚克的推荐下出演《雷雨》中四凤这一角色,结果她的表演十分成功。这时,上官云珠与姚克的绯闻开始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1943年5月,上官与姚克在北京结婚;1944年8月,上官云珠生下了她与姚克的女儿姚姚。
姚克和鲁迅在一起
正当上官云珠在天津,济南,青岛等地演出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子。1946初秋,上官云珠与姚克办理了离婚手续,不满两岁的姚姚跟着母亲上官云珠生活。
上官云珠的第三个男人是著名电影演员蓝马。
1946年话剧《升官图》上演,坐在台下的上官云珠对台上蓝马的演技赞不绝口。演出结束,她壮着胆子向蓝马表达敬慕之情。后来,他们常来常往,蓝马成了上官云珠的指导老师。
著名演员蓝马
1946 年昆仑影片公司筹拍《天堂春梦》。男主演蓝马向导演汤晓丹力荐上官云珠。蓝马在与上官云珠配戏时言传身教,使上官的演技得到很大提高。《天堂春梦》上演,上官云珠中的出色表演惊动了影坛,从此,她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1947年到1949年5月,短短三年,她拍摄了9部影片,几乎占据了她一生电影作品的一半,她成为海内外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
上官云珠感激地把蓝马接进了自己居住的公寓,他们在银幕上共同出演了5部电影,几乎都是扮演夫妻,银幕下也是一对夫妻,上官云珠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然而不久后,上官云珠和蓝马产生了隔阂和矛盾,比如,她喜欢衣着光鲜地出入社交界,蓝马则不屑一顾,冷嘲热讽。这时,兰心剧院经理程述尧走进了上官云珠的生活。程述尧是北京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温善斯文儒雅,习惯穿燕尾服、打领带,深受上官云珠的喜爱。1951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婚后生有一子韦然。
第4任丈夫程述尧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程述尧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程述尧以为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摆脱麻烦,就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虽然事后证明他被人揭发是诬告,可他却被贴上了“贪污犯”的标签。正在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上官云珠不能容忍丈夫的“错误”,坚决要求离婚。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劝说上官云珠,她也有些回心转意,可是程述尧坚决不同意。1953年,两人离婚,儿子韦然判给程述尧抚养。
上官云珠与早已相识的导演贺路好上了,两人悄悄地筹备起婚事。1956年上官云珠和贺路举行婚礼,36岁的新娘上官云珠和40岁的新郎贺路突然抱头痛哭,所有宾客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上官云珠和贺路在影片中
有人说上官云珠的几段婚姻都是为了“上位”,贫穷时选择了乡绅少爷张太炎,小艺人时代追求有名望的姚克从,成名后追求经济富足的文化人程述尧等。可是,哪位女人的不希望找比自己高一点的男人呢?
黎明,她在最黑暗的时刻告了人世
1966年春节,“文革”前夜,医生为上官云珠检查身体时,确诊她患了乳腺癌,当即迫其住院,并亲自主持手术。上官云珠术后住院休养一段时间,又发现患上了脑癌,经过只有“三分”把握的劈脑手术,她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人们感叹她的生命力旺盛——然而,“文革”的风暴袭来了,她能够过关吗?
从1968年9月开始,由江青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和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上官云珠交待与毛主席在一起的“阴谋”。可是,上官云珠搜肚刮肠,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让我们回顾历史,1956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手凭着陈毅市长亲手书写“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的字条,走进了中苏友好大厦,受到了到上海视察的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传说,1962年毛泽东到上海住在西郊宾馆1号院,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特意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前往和毛泽东会面。第二年,毛泽东又到上海,单独召见上官云珠。1965年,她被毛泽东带进中南海,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回上海。此后,上官云珠再没有见过毛泽东……
1956年,毛泽东会见演员徐玉兰、白杨、上官云珠(右三)、王丹凤
1968年11月22日,一个周末的傍晚,上官云珠又被专案组提审。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时搞阴谋。她拒不承认,他们就用皮鞋底抽她的脸,猛扇她的耳光。这天提审的几乎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凶狠地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必须彻底交代,否则对她采取彻底的革命行动!
回到“牛棚”,上官云珠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马上端来热水,上官云珠沉默无语,只是不住地哆嗦……
晚上,上官云珠乘公共汽车回到家门前的车站,看见来接她的丈夫贺路。他们回到了家——高安路建国路的建安公寓北楼641号29室。贺路端上热在锅里的饭菜,她不吃,嘴里喃喃地说着:“给我写材料,给我写材料。”
贺路看到妻子嘴角上的血迹,轻轻地解开她的衣裳,只见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贺路用卫生棉蘸温水为她擦拭伤痕和血迹,说:“上官,你难受就哭吧,哭吧。哭出来也许好受些。”
当天晚上,应该说是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许,上官云珠从床上慢慢起来,借着月光,穿上她最喜爱的那套暖绿色的薄毛花呢西装,又把一条白丝巾围在脖子上。四周很安静,只有摆放在墙角边紫檀方木几上的猫眼绿大理石座钟“咔、咔、咔”地响着。她怕惊动家人,悄悄地走到四楼“生活间”窗口前,感到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上官云珠打了个寒噤,尽了最后力气爬上窗台,然后纵身跳了下去。“砰”的一声,上官云珠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大菜筐里。人们惊恐地围上来,她还告诉人们家里的门牌号码。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她在路上停止了呼吸。传说,上官云珠路下楼在临死前喊过一声“我没勾引毛主席”。菜场营业员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上官云珠留下的鲜血,继续把菜卖给居民……
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明星,结束了她的风华岁月——年仅48岁!
上官云珠塑造的经典角色
1962年的上官云珠

三:[毛和上官云珠在宾馆]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期,韦然口述,李菁整理。
上官云珠和姚姚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材料、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材料。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五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遭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被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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