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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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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央智囊团]中央十大智囊团【图文】




篇二:[中央智囊团]谁是国务院的最大智囊团


谁是国务院的最大智囊团
来源:中国城市中心
社科院一直向政府传送各种报告,并且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务院的课题。“中国梦”课题研究的主角,便是社科院。除此之外,江泽民也曾亲自交办课题,其中最大的一项为“论民主”。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审议通过,这是国家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新动向。
从2015年1月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将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并重点建设50至100个专业化高端智库;到7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和《国家高端智库经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下发,基本确认首批10家左右“国家高端智库”,并将择期公布和授牌;再到今天的《工作方案》,诚如媒体所言,中国智库的春天是要来了。
官方为何如此重视智库?试想一下,如果某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罗姆尼将会赢得2012年美国总统的竞选,而最终奥巴马却获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逆转,会不会让人焦头烂额?
以上所说,只是为了说明智库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智库不乏实力,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便曾入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的“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而对决策层颇有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球第27位。
10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京发布了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国九家机构进入前100名,其中国研中心位列全球第9。
国务院最大的智囊团
国研中心和社科院都是老牌官方智库,它们都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拥有38个研究院所的社科院堪称国务院最大的智囊团。
社科院担任政府智库的角色由来已久。1977年,社科院从中科院脱离出来时,第一任院长为胡乔木。在此之前,胡乔木担任的职务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第二任院长为马洪,后来担任国研中心主任,他也一度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职务。
社科院一直在向政府传送各种报告,并且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务院的课题。2013年《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梦”课题研究始末,主角便是社科院。据称,交办此项课题的是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除此之外,江泽民也曾亲自交办课题,其中最大的一项为“论民主”。
1991年,江泽民曾提出将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因而社科院一直是理论重地。同时承担此项任务的还有中央党校,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中央党校也一直是中央理论政策的重要阐释者。
最活跃的智库类型
国研中心是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擅长领域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等。这里每天都有文件呈送到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的手中,国研中心的主要负责人还会参与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五年规划等长期规划项目。比如,2013年国研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正是当年的热点事件之一。
《南都周刊》曾报道国研中心“做课题”的方式:一般将课题分为若干类,有交办课题、社会(部委或地方政府委托)课题、基金课题、中心重大课题等,交办课题最为重要,一般为中心负责人牵头,全中心集体投入研究,其他课题也要尽量支持此类课题的研究。完成的报告并不直接上传,而是完成6000字以内的调研报告或2000字以内的择要,逐级审批,以机密文件形式上传。当然,文章结构、风格等也有要求;除此之外,呈送的报告和建议语气也要平和,观点要超脱,不能刺激人。
国研中心的负责人们也常常是国家领导人的“左膀右臂”。比如,现任国研中心主任李伟,曾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秘书;而现在被媒体称为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也曾在国研中心担任党组书记一职。
按照上海社科院的《2014中国智库报告》的分类,国研中心属于党政军智库系统,中国社科院及地方社科院则称为社科院系统,而党政军系统内的智库被认为是国内最为活跃的智库类型。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属于这一系统,并于2014年改称“研究院”,显示出党政军系统内的智库加强独立性的趋向。
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在党政军和社科院智库系统之外,则是高校智库和质量参差不齐的民间智库。前者偏重学术而不能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后者则有相当部分鱼龙混珠,因此有“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说法。
但民间智库中也有颇受瞩目、且能参与到国家高层决策中的机构,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今年7月份,中改院便曾作为第三方接受国务院委托,与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一同,就“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
如果翻看一下中改院的学术委员会,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容小觑的民间智库。现任委员会主任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国研中心原主任),三位副主任分别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迟福林(中改院院长)。近30名委员大多正在或者曾在国务院部委及其下属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机构,以及各大高校任职。
事实上,中改院也曾是“官家”出身,而后来却“净身出户”了。中改院在1991年建立之初被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但半年后,中改院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吸收政府机构、国内大企业为股东,转型为中国第一家非盈利性股份制研究机构;2009年,中改院又获得中编办批准,成为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法人。
中改院的起步是一般民间智库难以企及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改院举办的多次农业改革论谈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身影是曾担任中改院顾问的杜润生。到现在,它的发展依然受到好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便曾说过,中改院有两个特点,一是报告选题抓得好;二是研究报告可操作性强。
高校智库也越来越活跃,政府早已开展与高校智库的合作,比如“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的委托方之一,便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也是出色的高校智库。这些高校智库将进一步参与“资政”,成为政府“智囊团”扩大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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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对中央高层的重要性
日前经济学家李稻葵接受高盛专访,谈如何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决策。作为中央高层重要智囊、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他,谈及中央如何做重大经济决策,包括流程、最终拍板机构、领导人的政治与经济核心目标、改革进程选取等敏感问题,将普通大众比较鲜为人知的秘密曝光。
首先看看,李稻葵是如何说的。
问:谁在推动中国的经济与市场决策进程?
答:决策流程由财政部、中国央行和国家发改委为首的多家政府机构推动。对于外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重要决策,进行大量讨论和考量还有最终拍板决定的机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它就在中南海隔壁。
问:中国领导层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优先顺序是怎样的?
答:领导层再也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设定单项目标的日程,当时发展经济是首要目标,中国称为经济增长是底线。而今天,执政党普遍腐败和效率越来越低下的迹象引起领导层担忧,促使他们将党领导国家的可持续性视为重中之重。
因此,他们着重强调反腐,并保证尊重党内官员的行为。然而,确保经济仍然稍微快速地增长、即GDP增速达到6%-7%还是优先要务。经济增长的确还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根本,包括党的领导的持续性。
问:经济要走向现代化,政府就要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可能要做这种取舍,中国决策者怎样看待这方面问题?
答:决策者了解,要让经济更有活力,必须通过改革提高效率。他们很清楚这种取舍,但底线是,他们希望维持宏观层面的控制,因为要避免经济出现系统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
问:全球的央行官员都试图取得这方面的平衡,中国央行的优先任务有什么不同吗?
答: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很多目标和其他地方的决策者一样。不过,除了有共同的目标,也有区别。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容忍度比较低,比如大范围失业,或者食品与汽油价格高涨。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波动可能引起社会大众普遍的焦虑,担心在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不满共同作用下,可能激起普遍的政治抗议举动。
问:为何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步伐更快?
答:从性质上说,改革技术性强,大众难以理解。比如一些经济改革,它们的速度往往比那些更多人在经济活动中接触得更直接、也更直观的改革——比如国企改革和房产税改革来得快。(所以高层总是强调把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往前排)因为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政策对人民经济利益的影响会引起更多的争议、会有更多反对的声音。中国领导人注意到网上的观点,也受到它们影响。
李稻葵之所以知道这么多,在于他智囊的身份。中央高层不是神,能做出众多重大决策大部分都需要依靠专业的智囊团。那么中国为高层献计的财经智囊有哪些?又是如何被选拔的呢?详细了解这一过程,对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中国经济改革伊始,政府财经决策的智囊们——无论身在政府直属的研究咨询机构,还是就职于大学或其他智库组织——就在中南海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财经智囊包括刘鹤、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易纲、潘功胜、韩俊、韩文秀、陈雨露、胡鞍钢、王一鸣、范恒山、贾康、陈东琪、吴晓灵、辜胜阻、刘明康、李毅中、陈清泰、王战、迟福林、樊纲、刘伟、钱颖一、李稻葵、宋国青等等。
他们的观点和见识也经常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声誉。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本身也是“智囊”,较为著名的有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马建堂等。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或科研活动在慢慢减少,但他们却是中国经济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官员智囊
虽然在学术和个人风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级智囊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分别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机构、重点学术机构担任主要职务,且担任职务均等同副部长或以上级别。这些部门基本囊括了国家重要经济政策的出口,对高层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几轮调换,中央和政府财经机构的班子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越发明显。从中财办、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央行等主要机构领导人背景履历可看出,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和本领域长期工作经验,即使抛开官员身份,也是该领域的学术翘楚。
与普通学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常常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将自己的观点意见提供给主要领导人。在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经济座谈会都会邀请除有官方职务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总书记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后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透露信息来看,内容与这次专家座谈会所讨论的领域重合度甚高。
谈及中国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1998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今顶尖的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官员。顶级智囊们都与该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戏称,50人论坛几乎就包含了当前所有可以成为“智囊”的人。该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
事实上,学界对政界的影响正在深入而持续地进行。诚然,中国尚未形成一大批类似于西方“思想库”的机构及其工作机制,而且现在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影响高层理念和改革思路。然而对当下之中国来说,智囊机构正日益呈现出疾速发展与隐忧重重两相交织的状态。
智库谱系
北京香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始终是记者的“宠儿”。
每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后,“中央党校教授”都是媒体采访重点,甚至包括新华社,他们是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述者。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
事实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不仅是中央党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主要职责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励志要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副省长们以咨询报告是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同样是中央重大决策的调研课题重要承担者。
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呢?
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
在核心官方智囊机构中,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因其学员都为高级官员,发挥了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的作用。两个机构还有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的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
比如要举办一个财政体制改革研讨班,会由文件起草部门(比如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到学院来宣讲,就为什么要搞,背景是什么,基本内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征求省部长班的学员意见。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研讨班结束时,大多由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他们看了简报,了解了情况,再听学员当面发表意见后,一般会就这个问题做一次讲话。根据研讨班以及国务院领导讲话精神,有关起草小组再对文件进行完善,然后报国务院会议,批准决定。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这些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如果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本文来源:综合中青报、南方周末、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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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央智囊团]中央国家智库都如何组成的???


国家智库,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5家智库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法律、国际各领域
10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机构
5家是部委直属机构
6家是大学科研机构
1家是地方政府直属社科机构
1家是大型央企直属科研机构
2家是社会智库

神马是智库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Think Tank),是指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有西方学者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思想战略中心”。
如果把智库作最宽泛理解,仅将之作为决策智囊,那么智库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军师”、“师爷”、“谋士”、“门客”、“幕僚”等,如汉高祖刘邦就是靠“初汉三杰”即张良、萧何与韩信这三位智囊人物的协助而取得江山。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咨询人员,都可以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

智库的定义
众多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丰富的论述,有的从智库功能上进行定义,认为:“智库就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有的从机构属性定义,认为:“智库是有别于政府机构的,独立的、中立的、非营利性的,以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产出为基础获得资助并影响政策过程的研究机构”。显然不同定义,智库所包含的范围有狭有广。基于前者,我国的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部门显然是智库,而基于后者则可能不是。概念所包含的属性数量与其所涵盖的客体数量是成反比的,但任何一个概念总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属性。
智库的功能
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生产思想。智库的重点在于“智”,是有益的思路、有效的方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从事思想生产和决策咨询是其核心活动。二是设计政策。智库无论大小,皆以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方案为己任。三是引导社会思潮。智库既研究社会思潮又引导社会舆论,在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四是储备和周转人才。智库的人才功能表现为人才培养功能、储备功能和交流功能。《中国智库发展报告》指出智库的主要职能有分析解构问题,作出科学预测;提供稳妥议案,辅助政府决策;提供政策舆论思想,引导社会思潮;储备人才资源,政学界“旋转门”。

中国的智库发展
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主席就指示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政府参事室。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国务院参事室也很快成立。把很多名流、贤士聚集于参事室内,谋善举、进良策,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决策做出了宝贵贡献。此后,在党政军乃至人大、政协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以及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防大学等,也都是重要的智库机构,在国家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
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2013年4月,习近平、李克强就加强智库建设作重要批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的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标志着中国智库已步入战略发展阶段。
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作出详细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推动发展智库的纲领性文件,为各级政府部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广阔空间。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强调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是时代赋予智库的重大使命。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文献表明,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京举行,媒体透露,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25家智库共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0家。第二类是类属各部委的直属研究机构,共5家。第三类是大学研究机构,共6家。第四类是地方政府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家。第五类是央企的直属专业性研究机构,共2家。第六类是政府背景的社会智库,共2家。

25家智库名单
第一、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机构有十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是一家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现任主任李伟先后担任银监会副主席和国资委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对社科院的三大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现任院长、党委书记王伟光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是中国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成立于1949年11月,是中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现任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科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成立于1994年,致力于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现任院长周济曾任教育部部长,工程院院士。
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直属正部级单位)创建于1933年3月13日,是轮训和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现任校长刘云山同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2007至2012年期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党校是直接为执政党服务的智库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是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学府和培养高层次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院长由国务院领导成员兼任。现任院长杨晶同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新华社(中央直属正部级单位)作为国家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依托遍布全球的采集网络为中央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政策建议已经成为新华社在新时期履行思想库、智囊团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现任社长蔡名照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新华社也是唯一媒体智库。新华社拥有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1个国内省及香港、澳门特区分社的近万名记者和编辑人员,也是国内唯一被授权具有耳目职责即内参采写职能的新闻机构。
军事科学院(中央军委直属正大军区级单位)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现任院长刘成军为空军上将,曾任空军副司令员。
国防大学(中央军委直属正大军区级单位)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所高级合同指挥院校,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国防大学担负着培养陆、海、空军指挥干部,为国务院、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各总部的决策起咨询作用等任务。现任校长张仕波为现役上将,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直属副部级单位)成立于1942年,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顾名思义,编译局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编译局是唯一的副部级单位,现任局长贾高建。
国家智库总编于今认为:中央编译局是直接为执政党服务的智库之一,也是世界上马克思政党里最大的智库产品出产机构。

第二、各部委的直属科研机构共五家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机构,现任理亊长李扬曾任社科院副院长。这家智库的特点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今年7月,实验室《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对降低杠杆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正厅级单位)即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现任院长李向阳。
值得一提的是,社科院除了自身是25家高端智库之一外,其下面的两个刚刚成立直属研究机构也位列高端智库,足以可见社科院对决策层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正厅级单位)前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成立于1980年。现任院长季志业,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社会问题;涉台港澳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发改委直属正厅级单位)是发改委直属研究机构,主要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心工作服务,同时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直属正厅级单位)从事经贸研究、信息咨询、新闻出版、教育培训,现任院长顾学明(正司级)。

第三、各高校的研究机构共六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现任院长姚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于2012年1月12日在京成立,该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该校教育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等科研机构组建。胡鞍钢担任首任院长,他长期从事中国国情研究。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人大国发院)成立于2013年6月,是人民大学整合学校优质思想资源重点打造的新型高端智库,拥有重阳金融研究、宏观经济论坛等十大研究团队。现任院长刘伟,执行院长刘元春。刘伟同时但任人民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于2014年11月22日成立,“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组建而成。首任院长张维为同时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成立的国际法学研究机构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现任所长曾令良。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在2015年刚刚成立,中山大学通过整合校内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学科的港澳研究力量,组建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第四、地方政府的直属科研机构共1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最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现任院长王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第五、大型央企直属研究机构1家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是中国石油集团直属科研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石油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目前是中石油综合信息开发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决策支持机构。现任院长孙贤胜。
第六、基础较好的社会智库共2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成立的,这个新智库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于2009年,恰逢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以及两年一届的“全球智库峰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智库史乃至世界智库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掀开了中国智库业发展的历史帷幕。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于1989年2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政策性、全国性的新型智库,因成立之处聚集了百位国内政学界专家学者,又被誉为“中国脑库”。近两年,在院长樊纲的带领下,坚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积极探索创新中国新型智库的运行机制。举办了“2013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等以智库建设为主题的论坛会议,努力打造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新型智库,为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积极作用。
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京会见了来华出席“习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的美方智库专家。刘奇葆说,对于高端智库建设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汲取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让历史文化传统能够赋予我们的高端智库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另外一方面,在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拿来主义”,吸收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文明的积极经验和教训,从而能够共同促进我们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脚步。既然如此,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进行交流,并且能够吸收其中的经验,这样的会议,理应就是一次题中之义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欣喜看到这样的细节,那就是,如此交流也体现了中国的基本姿态。
所谓“博采众长”,其实来源于古典文化的教训。比如孔子在《论语》中就谈及,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我们也应该遵守这样的基本规则。对于高端智库建设来说,更是应该如此。比如,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在世界上属于最为发达的国家,在高端智库建设上必然有着更多的经验,所以,吸收他们的经验,也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高端智库建设,也能够促进我们的高端智库建设能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上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吸收的所有经验,都能够坚守拿来的原则,为我们的高端智库建设所理应。
当然,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我们更是需要坚守原则。所谓原则,也就是在我们吸收不同国家的文化过程中,需要能够坚守我们的本质和特色。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时刻都应该坚守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这就是本质和特色。只有在这样的原则和基础上,我们的坚守才能够有所成效。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原则就是,在吸收国外的优秀的高端智库建设的内容上,我们需要完善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即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坚守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超越这样的底线,也就是没有原则的吸收,也不是我们能够希望看到的结果。
另外,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我们更是需要能够消化。可以说,消化吸收,乃是一个最为实际的问题。高端智库建设领域内,我们需要看到这样的内容,在这样的内容上,我们需要能够明确,只有消化吸收,才是最好的内容。如果看到国外的文化和经验,只是很光鲜,却不能够被我们消化吸收,这样的文化和经验,对于我们的高端智库建设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可以说,只有那些能够被我们消化和吸收的内容,才是最为切合中国实际的内容,也只有如此,我们的高端智库建设才能够真正实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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