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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锻炼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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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人均锻炼场地:五年内人均体育场地2.6平方米 让近半市民常参加锻炼

人均锻炼场地_五年内人均体育场地2.6平方米 让近半市民常参加锻炼


上海在全国首颁全民健身计划主攻“健身难、健身贵”
五年内人均体育场地2.6平方米 让近半市民常参加锻炼
2011年2月22日   01:要闻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秦东颖
  数字看百姓健身空间50条 今年新建健身步道30家 社区活动中心今年完善健身设施10个 郊区今年新建百姓游泳池5个 市郊五年内将建5座体育公园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市政府今年颁布《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这是自国务院2009年颁布实施《全民健身条例》以来,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07年开展的上海体育公共服务调研显示,“健身难、健身贵”和“看病难、看病贵”一样,成为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未来5年上海全民健身发展的思路和目标,《实施计划》的重点是推进“全民健身365”建设。“全民健身365”一是寓意市民天天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倡导体育运动贴近市民生活;二是寓意上海全民健身将主要围绕体育民生3大目标、完成全民健身6项重点指标,建设全民健身5大实事工程。    这份《实施计划》的一个亮点,是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纳入文明城区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个亮点是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市民的健身设施。未来,将在奉贤、松江、宝山、崇明、浦东新建5个具有运动休闲功能的体育公园。未来,上海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 2.6平方米,基本满足市民体育健身需求。此外,继兴建社区公共运动场之后,今年将启动新一轮百姓健身实事工程——建设50条健身步道,完善30家社区活动中心的健身设施,探索性地在郊区建设10个百姓游泳池。    第三个亮点是全民健身今后将主攻“两个人群”:在职职工和青少年。市总工会今年将推出“上海职工体育健身四季大联赛”,最大限度吸引广大职工参与健身活动。青少年体质改善将本着“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和督导制度。每天锻炼1小时、人人学会游泳、阳光体育及大联赛将继续广泛开展。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6%,市民主要体质指标处于全国前列。    为了让《实施计划》落到实处,上海首创“全民健身300指数”,将通过专家打分等形式,科学评估各区县的全民健身工作。“全民健身300指数”针对健身环境、运动参与、体质健康三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满分为100分。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贯彻落实《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工作会议,副市长赵雯出席会议并讲话。



第二篇人均锻炼场地:【图文】中国人均体育场地远低日美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


中国人均体育场地远低日美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
2013-10-15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中国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健身意识不断增强,但现有的公共体育场地却难以满足民众健身需求,居民健身现状与期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有49.2%的人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其中城镇居民为59.8%,乡村居民为35.6%。对这些健身人群而言,公共体育场所已成为其首选健身场地,有23.1%的民众选择在单位或小区的体育场所健身,而在公共体育场馆健身的人数比例为15.2%,其他主要健身场地还包括公路和街边(14%)、广场和场院(14%),以及公园(12%),住宅小区空地(8.7%)。
从健身项目来看,健步走、跑步、乒羽球等小球类项目以及足篮球等大球类项目排在前四位。但是,在经常锻炼的人群中,近半数(47.3%)的人表示,自己正在参加的健身项目与所期望的项目不一致。而该群体所期望的体育项目中,前三位分别为游泳、乒羽球等小球类项目和健身走。这些项目大多对场地设施要求高,更凸显了中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居民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
建国以来,有关部门共进行过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根据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850080个。其中,约65.6%为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率仅为29.2%。当时,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03平方米。
目前,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准备工作已展开,预计普查将于2014年1月全面启动。根据2012年年底发布的《“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平方米以上,基本实现“县县都有公共体育场”。
而根据现有资料,这一1.5平方米的目标,不足美国现有相应数值的1/10,不足日本的1/12。实际上,中国承办国际体育盛事次数已达全球第一,体育场馆为竞技体育服务的严重超标,供国际比赛的大型场馆有6000个。与这些富余相比,普通居民体育健身的场地可谓少得可怜。
来源 >  网易



第三篇人均锻炼场地:健身场地怎么建(体坛聚焦)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46平方米,难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健身场地怎么建(体坛聚焦)
——破解全民健身的三个问号②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7日   23 版)
  宋 嵩绘
  “偌大的体育场,闲置!游泳馆,闲置!”体育产业专家、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回想起自己在宁夏中卫考察时的情形,至今依旧感到遗憾。而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则遭遇着缺少场地的尴尬,一块标准或者不标准的足球场分割成若干“豆腐块”,每块场地里面都人满为患。
  根据2014年12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我国大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46平方米,远低于欧美等体育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2平方米。想要在10年间跨越这道0.54平方米/人的“鸿沟”,困难重重。
  场馆规划欠妥当
  计划用于修建全民健身场馆的彩票公益金,不少地方却用来修建不适用于全民健身的大型场馆
  宁夏的例子并非个案。林显鹏表示,在地方,热衷于兴建“两馆一场”(一座主体育场、一座主体育馆及一座游泳馆)等大型体育场馆的并不在少数。但是,场馆虽气派,却难以起到为全民健身服务的作用。“大型场馆的主要用途还是专业训练和举办赛事,场馆内部的看台占据不少空间,并不适用于全民健身。”
  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体育部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健身设施处副处长赵爱国透露,每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中的70%至80%都用于为地方修建全民健身设施。仅在2014年,便有12.56亿元彩票公益金通过财政渠道转移至地方。“这些资金本计划用于修建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社区多功能体育场等全民健身场馆,但由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不少地方还是将钱用来修建群众不需要的大型场馆。”
  钱没有用在刀刃上,让林显鹏感觉很可惜,他曾做过一个估算,“如果5万人需要一个全民健身中心的话,建造满足全国所有人需求的全民健身中心仅需要600亿元,比一届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总投资要少不少”。林显鹏介绍,在中国不受重视的社区体育中心,在欧美等国却是重点发展的对象。据统计,法国的体育设施及场馆超过了32万个,而德国的体育设施也超过了23万个。英国体育理事会更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制定标准,要求每2.5万人的社区就需要建设一个社区体育中心。
  赵爱国表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在于结合各地实际,监督地方将资金用在修建群众真正需要的场馆上,避免场馆闲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地方转变滞后的观念,弄明白如何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而不是一味地修建大型场馆。”
  政策规定难落地
  社区建设中群众性体育设施虽然有指标要求,现实中却很难实现
  “根据《体育法》的规定,城市在规划企业、学校、街道和居住区时,应当将体育设施纳入建设规划。”林显鹏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指出,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按相关标准规范配套群众健身相关设施,但这些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
  在社区中提供健身设施,充分利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辟运动场地,是欧美体育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游泳池、网球场等设施几乎是公园的“标配”。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曾在一项研究中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相差不大,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差距超过15倍,很多公园绿地资源的价值未能充分挖掘。易剑东据此建议,可将公园绿地、住宅小区绿地与体育活动场地三者结合,为更多人提供体育锻炼场所。
  然而体育部门在土地开发、建设及规划方面处于弱势,再好的建议往往也是一纸空文。“虽然国务院的文件有要求,但在这方面体育部门缺少话语权,造成规定的体育用地和设施难以落到实处。”林显鹏说,“目前对于社区体育设施的建造只有推荐性指标,而不是强制性指标,这也让开发商在修建体育设施、提供体育用地时缺斤短两,敷衍了事。”
  由此,体育部门只能另想办法。浙江省龙游县上世纪留下的粮库被当地体育局改造成体育活动中心,15个大仓库加上闲置房,建筑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龙游县体育局局长黄国平说:“在我们欠发达地区,建造大型体育场馆的条件不具备。利用现成的旧仓库,只要装上电灯、平整地面就可以对外开放,比较快捷、便利。”
  赵爱国则呼唤来自其他部门的支持。“虽然群众性体育设施有着指标上的要求,但没有住建部门的配合很难实现。”赵爱国说,“社区体育设施在建设标准及规划方面都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必须要各部门协同工作。”
  校园场地待盘活
  教育系统所管理的体育场馆面积占全国的53.01%,但很多学校管理者对开放场地望而生畏
  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讲话中透露,全国的体育场馆66%是在学校,但是开放率不足1/3。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教育系统所管理的体育场馆达到66.05万个,面积占全国体育场馆总面积的53.01%。盘活体育用地的“存量”,校园场地开放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
  在英国,政府通常采取资金引导的方式,通过各地区的体育组织推出不同项目,各学校可以选择参与加入项目以获得资金支持。2010年,英格兰体育部门便推出了一项旨在向公众提供体育设施的项目,这项名为“场地、人、玩耍”的项目共提供9000万英镑的资金,而加入该项目的学校需要将校区内至少3/4的体育馆和1/3的游泳馆向公众开放。
  在国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林显鹏介绍,武汉体育学院便将自身场地设施打造成了奥林匹克公园,田径场等场馆也被改造成全民健身场所,方便对外开放。“还有一些学校将教学区与运动场分开,在场地对社会开放的同时也保证了在校学生的使用和安全。”林显鹏说。但是,眼下成功的例子往往多是“个案”,安全、保险、维护等问题依旧令不少学校的管理者对开放场地望而生畏,“更多的是管理者的不作为,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不过,单单指责教育部门也不够公平,在林显鹏看来,学校场地开放需要各部委间建立高效的联动制度。“不少部门都是各自为政,效果不好。”林显鹏说,“要是能像重视全运会一样重视场地开放,问题并不难解决。”
生存环境不如意,法律地位未明确,同体育部门的关系待理顺
体育社团怎么活(体坛聚焦)
——破解全民健身三个问号③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8日   15 版)
  宋 嵩绘
  51岁的孔德纯喜欢骑行,两个月前经朋友介绍加入“五行单车俱乐部”,他的骑行生活就此变得多姿多彩,“以前连20公里都骑不到,现在轻轻松松骑100多公里。”曾经的“独行侠”孔德纯很享受找到“组织”的归属感。
  近些年,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一个人”的体育生活方式,娱乐性和社交性的需求促使有相同爱好和兴趣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收获更好的运动体验,草根形态的体育社会组织犹如滚雪球般生长壮大。这其中,体育社团是体育社会组织的主要实现形式,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加强指导
  培育体育社团生存能力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总体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每10万人拥有不到两个正式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与德国每890人就拥有一个非营利体育组织相比差距明显。除数量少外,国内体育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带有官办色彩的社团对体育部门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民间社团又缺乏专业指导和相关支持。
  尽管眼下的生存环境并不如意,但随着人们运动健身需求的一路走高,民间体育社团依然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为民间体育爱好者成立体育社团提供了便利。“我们发现跑得好并不代表团队建设就好。”这是路跑APP(应用软件)“悦跑圈”创始人梁峰对时下各种跑步团体的观察。“我们尝试提供一些标准供用户参考,比如线路选择、志愿者招募等。”对于组织较好的团队,“悦跑圈”会在其界面推介,或会给一些奖励。“激励他们搞好团队建设,增强生存能力。”梁峰说。
  对于社会力量的自发行为,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组织建设处处长杨光宇乐见其成。他认为,体育社会指导员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目前这支队伍人数超过百万,而且就在群众身边。而对于如何提高原有官方性质的体育社会组织运营能力,杨光宇认为“要多给锻炼机会”。
  从2013年开始,上海市体育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交给旗下各体育协会举办。尽管有“照顾”自己人的嫌疑,但从原来的补贴转变为购买、交办转变为竞标,“这显然有练兵的意味,至少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和设计项目发展,而不是以前那种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漪说。优胜劣汰的机制其实已经发生作用,今年就有两个项目由公司承接,“原先的项目协会觉得力量有限,放弃了。”张漪说。
  完善规章
  赋予体育社团正式身份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研发现,甘肃省由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省乒乓球协会在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发展会员、自租场所、自筹经费,广泛开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当地税务部门对其征收13种税,甚至对其租赁的办公场所征收房产税,致使其不堪重负。同样的情况在浙江就刚好相反,当地地方税务部门认为一些税种没必要缴纳。对此杨光宇表示,尽管法规全国统一,但是各地执行情况千差万别,“这些情况必须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部门间的协同加以解决”。
  造成这样的待遇反差,主要原因是目前体育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查,我国95%以上的体育社会组织还没有“正式身份”,按照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的规定,还有可能面临处罚甚至取缔。但如今,体育社会组织日渐壮大、十分活跃,已经担负起相当一部分民间体育活动、赛事的组织功能,与现实相比,相关政策法规确已滞后。
  无经费、无场所、无人员——“三无”问题是造成大多数体育社会组织无法登记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无经费”。杨光宇认为,现行财政政策没有向社会组织拨款的制度安排,“体育部门无法直接给予资金支持”。在社会捐赠氛围不浓,服务收费诸多限制的环境下,众多体育社会组织距离成为法人实体显得更加遥不可及。
  没经费就无法达到依法登记的要求,反过来因为无法登记所以经费筹集更加捉襟见肘,如何打破这样的“死循环”已经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情。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已成为民间期盼。比如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共40条,其中仅“成立登记”部分就占了11条。“现有相关法规监督管理多,培育扶持内容少,法规政策滞后是制约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
  转变观念
  树立体育社团主体地位
  由于发展结构和模式的原因,长期以来,体育部门既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实施者,体育社会组织只是被赋予“助手”的角色,处于从属地位。
  广东省五人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曾遭遇这样的尴尬:创始人刘孝五在足球领域从业多年,在成功举办第一届五人足球联赛之后,当地体育部门希望将联赛纳入“体制内”,以便统一管理,但刘孝五心存戒心,“是不是想分一杯羹?”
  广东是国务院确定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试点省,也是民政部确定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省。政策面的利好,使得刘孝五成立了无主管单位又具有法人资格的“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粤超”的产权即属于该协会。“现在联赛估值已有2.3亿元,我们计划将粤超打造成珠三角最有影响力的足球联赛。”刘孝五对未来信心更足。
  从粤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民办体育社会组织对体育部门“加强管理”的要求还存在对接的错位,为此,他们宁愿自己培训裁判,为规避安保要求控制现场观众人数。在任海看来,这说明二者关系还未理顺,还没有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体育部门在潜意识里是否真正重视体育社会组织,能否打破利益固化,愿意开放更多领域,还是热衷于自己搞活动、办比赛。值得深入探讨。”
  体育社团应当成为全民健身最活跃的“细胞”,每个细胞强壮起来,自然就锻造出健康的社会肌体。对于民间体育社团这样的新鲜事物,如何理顺同体育部门的关系,引发了诸多思考和实践。比如,上海市青浦区、虹口区就将路跑比赛交给民间跑步组织承办,“他们负责比赛运营、报名、招商等,体育部门不再大包大揽。”张漪说。
  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正逐步突破政府垄断的“单中心”结构,走向“多元化”。体育社团体现的正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因此,确定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对于未来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



第三篇人均锻炼场地:——破解全民健身的三个问号②

第三篇人均锻炼场地:——破解全民健身三个问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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