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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恐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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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恐怖真相篇一:美苏30年来不敢再登月的恐怖真相

长征的恐怖真相_美苏30年来不敢再登月的恐怖真相


    自1972
年12月美国阿波罗17号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结束阿波罗登月计划后,30多年来,美国、苏联从此再未进行过任何载人登月任务。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所有25名飞往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都曾在月球上发现过不明飞行物,对外星强大科技的畏惧,促使美国宇航局(NASA)放弃了载人登月任务。  25名宇航员都遇到过月球UFO
  1973年,NASA第一次公开了登月任务的一些结果。在一份秘密声明中,NASA称,所有25名参与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都曾在月球上空遭遇过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前登月计划负责人韦赫·冯布朗生前称,数次阿波罗登月任务都遭到某种地外神秘力量的监控。1979年,美国NASA前通讯主任莫里斯·查特连称,宇航员在月球上空和不明飞行物相遇是一件平常事。
美国阿波罗登月  恐惧使美苏30年没有再登月
  一种阴谋论观点认为,人类所有载人登月任务在30年前突然中止,是出于对在月球上存在的外星力量的恐惧。阴谋论者认为,月球是外星智能生物研究地球的最好平台,它距离地球不算太远,并且月球的一面永远面对地球,这意味着外星生物可以安全地栖身在月球的另一面。UFO专家称,月球黑暗的另一面有好几个外星生物基地,今年,日本天文学家就在月球表面拍摄到了好几个500米到1000米长的黑色物体,它们以Z字形的运行轨迹快速穿过月球表面。  NASA档案证明月球空心说
  苏联科学家亚历山大·柴巴可夫和米凯·瓦辛甚至认为月球是空心的,他们认为月球是经过某种智慧生物改造的星体。NASA一份解密档案显示,月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真是空心的:1970年4月,阿波罗13号飞船服务舱里的液氧贮箱突然过热导致爆炸,接着一截15吨重的火箭金属部分坠向了月球表面,设置在月球上的地震仪记录到了长达3小时的震荡余波。如果月球是实心的,这种声音只能持续一分钟左右  数百年来的怪异现象
  一六七一年,三百多年前的科学家卡西尼就曾发现月球上出现一片云。
  一七八六年四月,现代天文学之父威廉赫塞尔发现月球表面似乎有火山爆发,但是科学家认为月球在过去三十亿年来已没有火山活动了,那麽这些火山是什麽?
  一八四三年曾绘制数百张月球地图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史谷脱,发现原来约有10公里宽的利尼坑正在逐渐变小,如今,利尼坑只是一个小点,周围全是白色沈积物,科学家不知原因为何?
  一八八二年四月廿四日,科学家发现月球表面亚里斯多德区出现不明移动物体。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月面「达尔文墙」出现三个明亮光点。一九五四年七月六日晚上,美国明尼苏达州天文台台长和其助手,观察到皮克洛米尼坑里面,出现一道黑线,过不久就消失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泰洛斯坑边缘出现二次闪光。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日本明治大学的丰田博土观察到数个黑色物体,似乎排列成DYAX和JWA字形。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苏俄无人探测船月神九号登陆雨海後,拍到二排塔状结构物,矩离相等,依凡桑德生博士说:它们能形成很强的日光反射,很像跑道旁的记号。伊凡诺夫博士从其阴影长度估计,大约有15层楼高,他说:附近没有任何高地能使这些岩石滚落到现在位置,并且成几何形式排列。
  另外,月神九号也在「风暴海」边缘拍到一个神秘洞穴,月球专家威金斯博士因为自己也曾在卡西尼A坑发现一个巨大洞穴,因此他相信这些圆洞是通往月球内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日,美国轨道二号探测船在距「宁静海」46公里的高空上,拍到数个金字塔形结构物,科学家估计高度在15至25公尺高,也是以几何形式排列,而且颜色比周围岩石和土壤要淡,显然不是自然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天文学家组成的蒙特娄小组发现「宁静海」出现「四周呈紫色的黑云」。
  这些奇异现象,不是一般的外行人发现,全是天文学家和太空探测器的报告,意味着:月球上有人类未知的神秘!  月面上的不明飞行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四日,太阳神八号太空船在调查将来的登陆地点时,遇到一个巨大、约l0平方英里的大幽浮,但在绕行第二圈时,就没有再看到此物。它是什麽?没人知晓。太阳神十号太空船也在离月面上空五万的地方,突然有一个不明物体飞升,接近他们,这次遭遇拍下了纪录片。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太阳神十一号太空船载着叁位太空人奔向月球,他们将成为第一批踏上月球的地球人,但是在奔月途中,太空人看到前方有个不寻常物体,起初以为是农神四号火箭推进器,便呼叫太空中心确认一下,谁知太空中心告诉他们,农神四号推进器距他们有六千英里远。太空人用双筒望远镜看,那个物体呈L状。阿姆斯壮说:像个打开的手提箱。再用六分仪去看,像个圆筒状。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说:我们也看到数个小物体掠过,当时有点振动,然後,又看到这较亮的物体掠过
  七月廿一日,当艾德林进入登月小艇做最後系统检查时,突然出现二个幽浮,其中一个较大且亮,速度极快,从前方平行飞过後就消失,数秒钟後又出现,此时两个物体中间射出光束互相连接,又突然分开,以极快速度上升消失。
  在太空人要正式降落月球时,控制台呼叫:那里是什麽?任务控制台呼叫太阳神十一号。
  太阳神十一号竟如此回答:这些宝贝好巨大,先生……很多……噢,天呀!你无法相信,我告诉你,那里有其它的太空船在那里,……在远处的环形坑边缘,排列着,……他们在月球上注视着我们……
  苏俄科学家阿查查博士说:根据我们截获的电讯显示,在太空船一登陆时,与幽浮接触之事马上被报告出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日,太阳神十二号太空人康拉德和比安登月球,发现幽浮。一九七一年八月太阳神十五号,一九七二年四月太阳神十六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太阳神十七号,……等等的太空人也都在登陆月球时,见过幽浮。
  科学家盖利曾说过:几乎所有太空人都曾见过不明飞行物体。
  第六位登月的太空人艾德华说: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来自何处?
  第九位登月的太空人约翰杨格说:如果你不信,就好像不相信一件确定的事。
  一九七九年,美国太空总署前任通讯部主任莫里士。查特连表示与幽浮相遇在总署里是一平常事,并说:所有太空船都曾在一定距离或极近距离内被幽浮跟踪过,每当一发生,太空人便和任务中心通话。
  数年後,阿姆斯壮透露一些内容:它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被警示过,在月球上曾有城市或太空站,是不容置疑的,……我只能说,他们的太空船比我们的还优异,它们真的很大……俄专家:中国特色登月让人忧惧
  在最近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的航天工业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获得了井喷式的空前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宇宙空间探索俱乐部"中的主要"玩家"之一,如果说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为争夺全球霸权而展开了首次激烈的登月竞赛,那么这场早已尘封的竞赛在50年之后又被中国的嫦娥计划重新"激活"了。这场竞赛中不但增加了中国这个新"玩家",而且沉寂南亚的印度也宣称要加入这场竞赛。
  而重重迷雾背后,中国航天是否要超越美国?美国能否重返月球?都还是悬念,而俄罗斯人也同中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也要为自己的第一次踏向月球进行紧张的准备。  追逐"嫦娥"的第一步
  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用一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来命名,根据《淮南子》的记载,这个名叫嫦娥的中国妇女在喝下她丈夫赠给她的长生不死药水后,离开了他的丈夫--射手后裔,飞向了皎洁星空下的月亮,从此就一直居住在那里。登月后的嫦娥容貌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美丽逝去的嫦娥变成了一只蟾蜍。
  虽然借助长生不死药水的力量得到了永生,但是月亮上的孤寂生活又令嫦娥开始怀念人间烟火及她的丈夫,于是在每年的8月15日(农历)她就会用相思点亮月光来照射人间,只为能够再看看她的丈夫。如今千年已去,中国启动的登月计划将踏着嫦娥的足迹去寻觅月球上能让中国永恒的"长生药水"。
  2007年10月24日下午6点05分,中国在西南部的四川省西昌航天发射中心用"长征"-3A型运载火箭将"嫦娥"-1号探月卫星送入了太空。这虽然是登月计划的第一步,但是相关工作早在2004年便已启动了。
  自那时起,中国开始着手对各方科研技术力量进行部署调整,同时更新各种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发射检查系统、计算机系统、通讯系统以及气象预报及保障系统等,涉及项目超过了100项,而且其中的25项专门用来保障探月卫星"嫦娥"-1号的顺利发射。为了见证中国登月计划的第一步,中国方面甚至组织了近2000名游客观看卫星发射瞬间。
  但是作为探月计划的附加增值项目,每位观众支付了800元的观看费用(近107美元)。"嫦娥"-1号虽然顺利发射并在11月5日进入近月极地观察轨道(距离月面200千米),但是中国的登月第一步却比其邻国日本晚了一步。作为中国竞争者的日本在去年9月14日便发射了一枚名为"月亮女神"的探月卫星。
  中国为了将漂亮的"嫦娥"-1号女神成功地送入太空,在其设计、组装和发射过程中共计消耗了10~14亿元人民币,其数目相当于在北京市修建2公里的地铁线路的开销。
  但中国科研部门从这项工程中得到的回报也很可观。中国登月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志远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采访时向外界表示:这项计划对科研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能为中国航空天领域培养新一代技术人才。
  "嫦娥"-1号的发射仅仅是中国庞大登月工程的第一步,虽然中国并未公布其具体计划的时间表,但是中国为这一浩大工程花费了20亿美元(日本为其探月计划花费了36亿元人民币),在充沛的财力保证下,后继计划的实施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长征的恐怖真相篇二:红军长征,历史真相不应掩盖

长征的恐怖真相_红军长征,历史真相不应掩盖


  受访者: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997),《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999),《中原解放战争纪实》(2003),《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998),《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004)等。
【以下为采访正文】
红军长征初期是一次仓促的战略转移
  问:在传统的史观中,总是认为长征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进行长征,共产党也有自身的原因,比如在苏区的一些措施,损害了当地经济,造成了经济危机,进而转变成政治危机。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刘统:现在谈起长征,主要是从历史传统讲的,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在历史上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到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为什么呢?第一是路线错误,白区丢掉了100%,红区丢掉了90%。”说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危害中国革命最大的一次。
  毛泽东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时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什么会有第五次“围剿”呢,因为前几次围剿红军,国民党军队都因投入不够而失败。当时蒋介石在忙着统一,忙着对付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军阀,主要精力集中在各路军阀上,所以江西的红军不是最大的威胁。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正确,国民党军队在江西苏区屡次被红军打败。总的说来,国民党在前几次围剿中失败,一是兵力投入不够,二是决心也不够坚定,遇到一点挫折就撤退了。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当时得苏区中央局夺去了军权。但这个责任不在王明和博古,责任在苏区中央局的政治局委员们,主要是任弼时和项英的责任。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只剩下一个空头的中华苏维埃主席。但是不久,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来了,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是共产国际和王明任命他们负责。当时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唯命是从,他连审查核对的工作都没做,甚至不敢找共产国际核实一下,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把军权交给了李德。这样的话,在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三人团”的指挥——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但实际上周恩来的身份只是个管家,政治上的决定权是博古,军事上的决定权是李德。
  博古、张闻天到了瑞金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搞模仿苏联的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的经济体制、宣传体制等等,把苏联那一套搬到了苏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苏区政府的编制大大的扩张,脱产人员急剧增多。本来江西苏区就是江西最贫困的地区和农业区,在搞了这种苏维埃化之后,大大的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在四次反“围剿”之后、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江西苏区的中央财政已经出现了凋敝、破败的迹象了。
  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黄道炫写的那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曾经对江西苏区后期的经济状况做过一个很详细的论证。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假设第五次反“围剿”依然由毛泽东来指挥,能不能打赢?我们综合论证的结果是:谁指挥也打不赢。为什么呢?第一、蒋介石下了决心了,集中了一百万绝对优势的军队要彻底消灭苏区;第二、蒋介石改变了策略,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用大量的精力来安抚老百姓,恢复苏区的正常生产。
  而当时的苏区第一是因为战争的消耗,第二是人力过度的动员,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当了兵,无人种地,使得当地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部队叫“少共国际师”,肖华17岁就当了这个师的师政委,他底下的兵都是群娃娃兵,因此叫少共国际师。所以当时苏区的动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男人都上战场了,谁还种地?瞿秋白被捕后,宋希濂跟瞿秋白谈话,瞿秋白跟他谈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的理想。宋希濂就反问说“我所过红区之处,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请问,你们的革命理想如何实现?”瞿秋白无言以对。
  李一氓写的回忆录的时候,也提到当时苏区的状况,说“我在瑞金待着,那么多的地都荒着,但是我们的干部在后方每天都无所事事。后来到了延安才想起来大生产,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脱产干部都动员起来去种地呢”?这就说明当时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中央苏区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但是,苏区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还没有自动崩溃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周恩来他们掌握着最主要的财源——赣南的钨矿。赣南的钨矿从1932年开始开发,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一共给中央苏区提供了650万银元的收入。钨矿生意当时是共产党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做交易,共产党在苏区开钨砂,陈济棠那边负责采买,转手出口。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长征之前陈济棠主动跟共产党谈判,希望与红军停战。这就是号称“鸽子飞了”的罗塘谈判。罗塘谈判之后,陈济棠让开路让共产党突围。这也是为什么红军在长征初期,十万人的队伍带着坛坛罐罐,居然还能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原因。陈济棠和共产党有这样的交易,而且在红军大迁徙前正好达成了这个秘密协议。蒋介石对陈济棠放走红军是非常愤怒的,这也是周恩来主导的一次成功的统战活动。
  当时的中央苏区情况是很糟糕的。政治上,它的政府机构太大,脱产人员太多;经济上,收入蒸发太多,财政破产;军事上,李德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也导致红军的重大伤亡。但是这些困难都还不足以让博古、周恩来他们决定突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主要的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司令莫雄把蒋介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消灭红军的作战计划,通过情报人员秘密的送到了瑞金。所以周恩来、博古他们看到了蒋介石这个秘密计划之后,在几天之内就仓促决定长征的。
  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领导岗位
  问:红军长征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北上抗日”,现在对这个口号争议也挺大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口号的?
  刘统:正如前述,长征实际上是一个仓促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走到哪里去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北上抗日”的口号,而且长征的全过程都是走一段看一段的。长征亲历者董必武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董老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在长征开始的时候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要走过那么多的无人区,要走过那么多的雪山草地,很多人会不会跟着走那么远呢?还真不好说。
  如果说长征为什么开始向西行动,因为长征之前,为了分散国民党军得注意力,中央派了两支队伍去探路,一支是方志敏的队伍,叫“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向北行动,陷入国民党军得包围,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成功了,到湘黔边界跟贺龙会合了。所以长征第一步实际上是突围,想到湘黔边界去和贺龙会合。因此也不难理解开始长征时,中央把坛坛罐罐都带上,本来他们是准备搬家的。但是到了湘江,因为中央纵队和坛坛罐罐的束缚使得行动迟缓,造成了红军的重大伤亡。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在湘江之战里,红军伤亡的不是多数,逃亡的是多数。主要是出发前征发的挑夫、新兵逃跑很多。但是过了湘江之后,主力部队还是保留了,应该说红军的骨干部队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多大损失。一、三、五、九军团是中央红军里最核心的部队,这些部队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看到那么多逃兵,主要领导人博古就已经崩溃了。
  红军进入贵州后,党内高层矛盾日渐尖锐。没有指挥权的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个人就密谋策划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提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它没留下档案,没留下记录。既然邓小平说他参加了会议,他就是去做记录的,为什么遵义会议没留下记录呢?张国焘在红军会合之后就追问遵义会议,说你们开的遵义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不知道,到底合法不合法?毛泽东他们一直是不肯把具体、真实的过程告诉张国焘,所以估计遵义会议的记录早就被销毁了。到了1958年,中央从莫斯科买回来一批共产国际的档案,但是这些档案一直没有处理过,到了80年代才发现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陈云说这个提纲是他搞的,也就是说遵义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到80年代才现身。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报通讯断绝的情况下,是共产国际没办法插手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所以遵义会议对毛泽东个人来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问:以前教科书上面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其实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刘统:不,有这么回事。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毛泽东是排在第三位的。实际上,排名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被冷落的边缘化,重新回到核心,这才遵义会议的核心意义。但是不是像我们过去历史上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好像是当了第一把手,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但是拥有指挥权。毛泽东是协助他们两人工作的。
  遵义会议其实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出发的时候说是去跟贺龙的部队会合,建设湘西根据地。到了遵义会议,又说要建立川南黔北根据地,就是说要在川南当地安身。结果因为受到了川军和滇军的夹击,所以红军被迫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就是依靠赤水河(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在川军和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要红军路线那么乱,为什么要沿着赤水河跑来跑去的原因。
  张国焘、毛泽东的路线之争
  刘统:跟张国焘会合以后,红军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当时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中央就跟张国焘发生多次争论,张国焘的意思就是在当地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毛泽东、张闻天他们这些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为什么中央要这么想呢?刘伯承元帅在1961年有一个谈话,我在《北上》那本书里也引用了,就是刘伯承跟毛泽东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去哪儿,毛泽东说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因为共产党要想发展,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你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得抗日,你要是不去贴近抗日前线,不去发动群众,不去为老百姓办事,共产党怎么发展?老百姓怎么会拥护你?但是张国焘到这个时候就显得魄力不足,他就说在荒凉的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刘伯承说:这样一比,就看出两个人思路的差别了。
  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长征里得到了印证。毛泽东是坚持要北上,要想贴近抗日前线,所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了一次雪山,过了一次草地。张国焘是犹豫不决,一会儿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要南下回四川,所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他们这一部分,在张国焘的带领下走了三次草地。跟着毛泽东过去一次,然后张国焘南下又回来,等到二次北上会合的时候又过了一次,等于过了三次草地,过了两次雪山,回来又回去。所以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受的苦难比红一方面军多得多,但是红四方面军后来的待遇、后来的评价还赶不上红一方面军。后来红四方面军干部也觉得跟着张国焘和跟着毛泽东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心里倒向了毛泽东。这也印证了我们谈到长征的意义,大多数人都说是体现了红军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从毛泽东的感悟来说还是方向和路线是最重要的,就是朝哪个方向走,跟着什么人,这在长征中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否认红军长征是一个奇迹
  问: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北上是为了取得打通跟外蒙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帮助。
  刘统:有过这个想法。因为当时对红军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红军为什么要过雪山、走草地,都是为了避免战斗,因为红军当时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在土城镇经历了一场恶战。当时红军被川军的郭勋祺模范旅打得大败,毛泽东就意识到红一方面军没有战斗力了。结果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本来计划是要打松潘城的,由徐向前担任主攻,结果胡宗南坚守松潘城,红四方面军也攻不下来,因为没有火炮。毛泽东这时意识到红四方面军也没有战斗力了,所以才决定改走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长征过程中,走这些荒无人烟的地区都是为了避免战斗。因为尽管走草地、走雪山会有一些人冻死、饿死,但是比起战斗中彻底崩溃来说还是要好得多。不是谁愿意爬雪山过草地,而是当时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整理《红军长征记》的时候,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走那一带都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尤其是大草地、大雪山,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过景色,提得最多的就是饿、冷、饥寒交迫。
  从红军长征的过程来说,确实表现了很多红军艰苦奋斗和钢铁意志的范例,比如说飞夺泸定桥。我们现在传颂的夺桥的过程跟历史事实叙述的并不一样,夺桥的过程并没有发生很激烈的场面。为什么能拿下泸定桥?关键在“飞”字上。红军先遣部队第一军团第四团从接受命令到达泸定桥,二百多里地的距离用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段路不是像我们今天从海螺沟到泸定桥的那个公路,而是山间的羊肠小道。结果红军居然能够在三十个小时急行军了240多里地,能够赶到泸定桥,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奇迹。我曾经见到一个企业家重走长征路,背了一个背包,步行,从海螺沟到泸定桥这一段路,他走了五天,他说一天只能走四五十里地。比起红军的急行军来说差远了,因此从今天想当时的情况,人的精神力量究竟有多大?确实是难以估量的。草地,今天看起来是风景如画。但是我们今天到了草地(海拔三千多的高度),多数人都有高原反应,非常难受。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时候是走了五到七天,这七天里,红军没有粮食,没有足够的御寒皮衣、棉衣,而且是在草地上露宿了五天。尽管那时是八月份,是夏季,但草地的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就在高原反应、缺氧、露宿、寒冷、潮湿、喝水中毒这些情况下死去了。
  我们今天想象在草地露宿五天还能活下来,确实也是一个奇迹。就说明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否认红军意志的坚强,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在当年那种恶劣条件下,红军还能完成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对长征过的红军充满敬意的一个原因。
  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不应被掩盖
  问:在传统叙事中长征是凄凄苦苦的,甚至民间也有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但是在原始文献《亲历长征》中却揭示了不一样的长征,比如有时能吃辣子鸡,住洋房,同女学生跳交谊舞……这些记录先被删除,但是后来又予以恢复。您如何看待这些不一样的长征记录呢?
  刘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这本书,是我整理的。我把长征最原始的文献、最原始的状态给恢复了,其中就有一篇何涤宙写的《遵义十日》,我认为很有价值。在何涤宙的记录里,这十天,红军干部团的干部在遵义又下馆子,又跟女学生联欢,又跳舞等等,体现了一种小资生活。有人评论说“看来红军长征也不是那么苦”。
  但是我觉得,这些在当时条件下是允许的。红军也是人,既然进了城以后,为什么不能放松放松呢?为什么不能调剂调剂呢?而且我觉得公布这些史料,显得红军长征更加人性化。
  还有些人写的回忆录也很有意思。李一氓的回忆录写得最好,叫《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这一篇,在过去所有公布的文献中都被删去了三千字。删去的是哪些呢,就是李一氓在会理那一带,前方在打仗,后方干部团的同志就住在地主的家里,吃着火腿,地主家里还有《桃花扇》这些书可以看,似乎生活也过得非常惬意。在藏区,到了卓克基的土司官寨,中央领导人在索观瀛住宅里还发现了一部线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很喜欢这部书,还把《三国演义》给带走了。这些描述我觉得正好是反映了特别人性化的一面,说明红军这些干部也是很有文化、很有情趣的人,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愁眉苦脸的想着怎么搞斗争的。
  我觉得把这些资料恢复到红军长征的回忆录里,不但不会降低共产党干部的形象,而且我认为它是更加客观、更加人性化,反映了红军干部的情趣和文化生活,我看也未尝不可。
  长征对于党内干部是一个考验
  问:高华老师曾说,长征是中共“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您是如何看待高华老师这句话的呢?
  刘统:这个所谓的合法性是我们党对干部的一个评价标准。毛泽东在用人、考察人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强调厚重。他老是跟军队的干部讲你们要学西汉的大将军周勃,汉高祖刘邦临死之前把军权交给了周勃,人家都很奇怪,说周勃这个人口不能言,怎么还能当大将军呢?结果刘邦说周勃这个人厚重。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说:你们这些干部首先做人要厚重。什么叫厚重呢?就是忠诚,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艰苦的时刻要经得起考验。所以毛泽东考察干部的时候,老是先问历史,你要是经过长征的,就是毛泽东绝对可以信任的干部,因为你那么艰苦的时代都跟我走过来了,我还能不信任你吗?相反来说,你这个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你动摇了,叛变了,逃跑了,你再有能力也不会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使用。
  从这个线索去看我们党内的很多次路线斗争,特别是看文化大革命,谁挨整谁不挨整,谁是毛泽东信任的,都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答案,特别是在革命早期和长征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大知识分子,很多地位和才能都比毛泽东高的知识分子都动摇叛变了。如果谁在这个时候还能坚持斗争,毛泽东一定是最信任的。比如文革中的1968年4月,毛泽东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撤换了。他问林彪谁可以担任总长,林彪就推荐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毛泽东就故意问:这个黄永胜是个什么人?林彪说:主席,你都忘了,就是三湾改编跟着你上井冈山的那个黄永胜。毛泽东说:是秋收起义的人啊,那就不用代总长了,直接当总长吧,他有这个资格。
  毛泽东一下就想到了秋收起义,说我在最穷苦的时候你都能跟着我,我还能不相信你吗?所以长征对于干部来说更是一种考验。从出发时的红一方面军的十万人,第一批到达陕北后只剩下七八千人,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革命的种子,这就是革命的宝贝。
  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一方面。但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坚定,是不是忠诚老实,更为重要。所以在艰苦的斗争中也是很考验人的,一个人只有忠诚老实,信念坚定,他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才能得到历史的好评。这不仅是长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历史时期,我想这都是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原则。
  问:在作为事件的长征中,总有一些事情可能是超乎想象的,社科院黄道炫曾指出,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伴随着的是蒋介石的“放水”,蒋并没有全心全意围剿红军。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您是如何理解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刘统:蒋介石“放水”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蒋介石的主观愿望,另外还要看到云贵川的自然地理环境。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两方面呢?第一,蒋介石追红军不是穷追猛打,是慢慢的追,为什么慢慢的追呢?红军的长征给蒋介石一个合法的进入大西南的借口。因为大西南的军阀历来是不听调遣的,蒋介石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派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去收编这些军阀。红军长征恰好给蒋介石提供了这样一个借口,所以蒋介石就亲自到贵阳督战。但是实际上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王家烈,他借口王家烈剿共不力,就把王家烈的省长给撤掉了,从此以后,贵州就在蒋介石的实际控制之下了。
  在四川,蒋介石派贺国光去组织了一个参谋团,名义上是帮助川军来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川军的情况尽收手中。把川军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以后,蒋介石再坐镇四川,招抚了四川军阀刘湘,又整垮了一批小军阀,把四川军阀的力量也整合起来了。后来川军在抗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刘湘还英勇牺牲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蒋介石第一次进四川,在日记里就有心把四川建设成为将来中国的抗日后方,这个可以说是蒋介石在追缴红军的过程中最重大的收获,最重大的成绩,就是统一了四川。但是这跟“蒋介石故意放水”、“因为蒋经国在苏联手里”完全没有关系,女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说,蒋介石放走红军是因为想把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手里换回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地理环境来说,红军之所以进入贵州和川西,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地到处都是崇山峻岭。在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之下,当时又没有公路,所以国民党军队的任何先进交通工具都失去了作用,各路军阀和中央军,从师长到士兵,完全要步行爬山。蒋介石规定国民党军队在限期内到达某个地方。路太难走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办法,有的师长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侦察兵扛着电台先跑。跑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架电台报告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实际上大部队远远没有走到。而且在长征的过程中,比如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云南的滇军曾经跟红军非常接近,一个在山顶,一个在谷底。在山顶的滇军就能看到红军在谷底休息,但是要下到谷底追到红军,需要整整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你眼看着到,但是你实际上到达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差一天两天的路程是很难赶上的。即使发现了红军,知道红军在什么地方,你再去合围,也是要有时间的,要爬山、要走路的,所以红军当时是巧妙的利用了云贵川的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跟各路军阀周旋。
  另外,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身边有一个军委二局的译电科,科长是曹祥仁。毛泽东让这部电台不离他身边,依靠这部电台截获国民党之间的往来电报。因为国民党军是多路围剿,所以他们要互相协调,比如中央军打电报问川军,红军到你们那儿没有?川军打电报问黔军,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了?黔军再打电报问滇军。如此等等,他们每天要互相发电报。红军当时就把这些电报都截获了,当时的密码不是太难,是按诗韵排列的。所以当时红军的译电科起了很大重要,有时候周恩来他们也上来帮助破译,大伙儿一边破译一边猜,基本上把国民党军的往来电报都破译了。当时译电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叫邹毕兆,他写回忆录:说在长征四渡赤水到过草地期间,他们一共破译了国民党军680份电报。通过这些被破译的电报,红军就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没有敌人,所以毛泽东就知道如何在夹缝里求生存。现在我们看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为什么会如此的乱,绕来绕去,实际上就是在各路军阀的夹缝里求生存。可以说红军的情报工作功不可没,使得他们知道该往哪儿跑,这才是红一方面军能够保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当时红军长征,首先就是生存,你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后面的东西。
  问:我们知道长征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兵力的损耗,所以长征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扩红,扩红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是哪些呢?
  刘统:其实红军在长征中扩红是很少的。从红军长征的记录里也可以得到印证:第一、在红军的将军中,贵州籍和川西北籍贯的将军很少很少。另外在资料里也没有反映有多少扩红,第一是因为云贵川地区的男人多数是烟鬼,红方面军征收了一个妇女团,就是因为扩红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才招收了一个妇女团。所以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基本上只有损耗,很少有补充。
  但是在长征过程中减员的确有减员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战斗的减员并不多,大多数是非战斗的减员,包括饿死、掉队、逃跑等等。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号称十万人,过了湘江是三万多人,第一批到达陕北的一三军团就是七八千人;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是八万多人,到达陕北的是六万人,西路军失败之后,刘伯承率领“援西军”,接回西路军将士2000多人,再改编成一二九师的时候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就是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出发的时候也是三万人,到了陕北是将近两万人,中间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后来以此组建一二零师。
  为什么没有扩红,因为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首先,沿途人烟稀少,都是荒凉地区,另外,云贵川的汉人男人很多是大烟鬼,藏民跟红军非常对立,经常跟红军发生冲突,所以也不可能来当红军。所以这一路,扩红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红军是只有损耗没有补充。
  问:总的来说,长征其实是有两副面孔的,一个是作为事实存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长征,另一个则是成为某种精神意义的“长征”。作为历史研究,应该如何认识长征呢?
  刘统:是作为两种形象存在的。一种形象就是歌颂长征精神,歌颂红军的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这种长征精神我们以后还应该坚持,也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精神激励。但是作为真实历史的长征,就是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或是跟斯诺的回忆讲到的长征。毛泽东认为是“左”倾路线断送了苏区,使我们被迫不得不进行长征。他说“没有这个长征,人是教育不过来的,经历了长征,你才知道路线错误的痛苦,你才知道没有根据地的痛苦”。这样的话,毛泽东他们总结长征,经常是作为历史教训来总结的,作为路线教育来总结的,他还是强调干革命首先是方向路线要正确,方向路线不正确,就免不了要失败。



长征的恐怖真相篇三:长征被删除的真相与细节

长征的恐怖真相_长征被删除的真相与细节


长征被删除的真相与细节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壹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贰徐梦秋这个人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叁最真实的长征记忆《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肆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伍被删去的长征日记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陆长征叙述的转变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柒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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