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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

导读: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共5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前进的车轮上,看过《走近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身上有些共同的优点,但在个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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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前进的车轮上,看过《走近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身上有些共同的优点,但在个别方面又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芒。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相同之处

1,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

70年代<世界历史最有影响100人>中:毛泽东排名20,他是我党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创造了数不尽的伟大作品 , 目共睹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同样,邓小平的功绩也不容小觑,《时代》杂志亚洲版刊登了一份“亚洲英雄榜”,邓小平入选的理由是:他改革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他的名字总与中国令人称奇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2,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注重教育发展。毛泽东说,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邓小平重视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的教育,他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3,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爱游泳,还都是著名的“外交烟民”,爱抽烟。他们日理万机,抽着烟沉思默想,构思着建设国家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决策。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之处

1,建功立业的时期不同。

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建立新中国,主要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挽救了中国的命运。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现代化,主要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他进行改革开放,领导中国走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2,面对建设,毛泽东: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也确实在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也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邓小平在吸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切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进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3,毛泽东的遗体建立了纪念馆,为了纪念伟大的主席。邓小平立下遗嘱,遗体,捐献医学事业;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人;骨灰,回归大海;稿费,献给教育和科学事业

4,毛泽东是师范出身,是个文人作家,留下了许多著作和诗篇。邓小平的就相对较少了。 二,邓小平的个人魅力

虽然毛泽东是一代领袖,而且在我心中,以及很多人都是第一位的,但邓小平同样是一代伟人,他的位置也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人。

光明磊落的人格。

拒绝写传,反对宣扬个人,勇于自我批评,邓小平光明磊落的人格,给了同学们极深刻的教育。同学们对于邓小平同志不宣传个人,功归集体,又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的高风亮节,敬佩不已。

坚定的理想信念

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最后一次复出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www.fz173.com_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人格魅力www.fz173.com_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

邓小平以辩证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作基石 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人格。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人格的精髓;因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在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经历了波澜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三起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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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三落”之后能“三起”是因为邓小平实事求是 的人格魅力屡屡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倚重

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了棘手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小平人格的一次考验,邓小平排除社会上错误的干扰,摒弃个人恩怨得失,对这一考验交出了合理的答卷。他说,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和国家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 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做成评价,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

三,看完《邓小平》之后我的感悟

比较完毛泽东和邓小平,我真的对这两位伟人顿生敬仰。他们都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就很崇拜他们。毛泽东是一个最坚定的革命家, 一个最有魄力的政治家, 一个最有智慧的战略家, 一个具有雄才大略高度智慧的领袖。连邓小平都说,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领袖,他的功绩不可磨灭,他的画像要永远的摆在天安门城楼上,让后人都知道他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也认为,毛泽东 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伟人, 一个中国和世界令中国人骄傲的伟人。

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比如“黑猫白猫论”。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现代化,走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邓小平的幽默风趣让我觉得他很可爱。

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是爱国,他的那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看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

同样他的“实事求是”到现在还指导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求真,是他思想的精髓, 务实,是他行动的风格, 他用简练质朴的语言, 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 他是那样的坚持这种真理,让我们现代人自行惭愧。

他对于主权问题态度的坚硬,让我佩服。他有无私无畏、敢作敢为的胆略和气魄。

他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他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 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论在他的生前还是故后,总是超越时代、泽被后世,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二】: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思想的异同

[摘要]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独立自主思想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他们在青年时期都对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有深刻的思考,具有“独立”、“自主”的朴素意识;他们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哲学角度论述独立自主思想。但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对贫穷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故对独立自主的落实就不同。

[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独立自主 异同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建立与巩固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在邓小平理论中,独立自主思想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拥有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独立自主思想既有明显的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差异性。

一、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思想的共同点

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与邓小平都进行过精辟的理论论述和具体实践。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以及他们所处环境和亲身经历来看,其共同点是很明显的。

首先,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针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站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来论述独立自主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进行革命的。在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政治经济发展滞后且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摸索探求,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发展进程并不一致。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只能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尤其是在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包围和实行封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毛泽东、邓小平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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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中国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心态看,漫长封建社会的思想禁锢,使人们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论文

  “法制”是我国古代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法制思想,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宝贵财富,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之一。由于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两者既有其广泛的一致性,也有其众多的不同点。加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思想。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

  (一)立法理论出发点的一致——都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提出立法工作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水平出发。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6页。)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他反对立法中的绝对化、机械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各地、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力求达到切实可行。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指出立法必须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律缺乏的实际出发,必须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立法思想的另一个方面。1954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注:《邓小平选集》第5卷,第127页。)同毛泽东的主张一样,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正体现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适当借鉴别国立法经验的相结合。

  (二)法制目标在许多方面的一致——都认为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建国初期,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旧的法律制度被废除,新形势迫切要求以法制确认国家的性质,制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新秩序。为适应这一要求,毛泽东十分重视法制建设。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此后,陆续制定出了第一批重要的经济、民事、行政、选举、组织等方面的法规,并于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概括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国家意志”的威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对工农、财贸、税收、文教、卫生、交通的有效管理,巩固了民族团结,保卫了国家安全,保持发展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这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能否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仍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1979年后颁布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大量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可见,邓小平为了达到社会稳定而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肯定、促进、发展积极的有利因素,促进社会变迁稳定正常地进行。

  毛泽东邓小平主张法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就会不稳,而人民民主的实现必须有法律保障。为此,从1952年到1953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批判蔑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旧法观点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造运动。1954年以后,通过的宪法和一系列法令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广泛的,包括民主施政、民主议政、民主参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等。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始终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长期任务,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渠道,才可容纳下公民源于经济利益冲动和观念更新而不断主张的政治热情避免因政治参与的危机而引发的动乱;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制度,才可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共同追求的法制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有无法制,法制是否健全,一方面要看其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另一方面看它是否能做到有法必依,是否举国上下一体遵行。我们决不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毛泽东历来坚持这一原则,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延安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女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毛泽东主张对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注: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为了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注:《毛泽东思想选集》第4卷,第1476页。)

  邓小平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为了实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邓小平对特权持坚决的鲜明的反对立场,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邓小平号召人民运用法律武器同特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1986年,他在谈及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时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种敢于碰硬充分显示了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的决心。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

  就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立法任务很重,严格执法又与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得不到普遍的遵守。怎样才能使全社会公民都自觉地去守法,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守法。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不同点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政治运动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毛泽东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毛泽东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毛泽东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联系。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正确的群众路线,而且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赞扬民主集中制,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生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毛泽东虽然在立法、执法问题上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比如1954年宪法的出台,先是起草委员会提出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在执法方面他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且创立了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等。但他始终没有从更深层次弄清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民主法制的一般原理,如:坚持民主与法制的阶段性,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与法制同步加强,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等。而且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和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著名思想,从而首次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次,他反复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他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第四,对“人治”与“法治”的看法不同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崇尚法律的权威性,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整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到了“大跃进”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法律方面的议题,导致了我国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立法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同生产建设“大跃进”一样,1958年“司法工作大跃进”也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基本特征。如云南各级法院指出:“若干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尽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四川省某法院则浪漫地提出:“一天当二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

  为了追求高速度、高要求、高指标,全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严重地偏离了法制轨道:首先是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宪法原则。例如,在青海,有些县把案件审批权限竞下放到了区、乡党委;而在广州,涉及对工人的批捕、起诉,则要先经工厂党政领导同意,量刑问题也要事先与工厂党政领导商得一致意见;其次是由于片面理解群众路线,部分法院无原则地附和、追随群众意见,不能客观公正地依法审判案件。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用组织职工讨论、听从群众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盗窃案判决上的分歧等等。第三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司法工作制度和必要的程序,作了削足适履的任意修改、废弃或约简,结果使建国初期朝着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司法制度建设发生了严重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推崇“人治”、轻视法律与法制的倾向更加严重,当时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以“四大”为内容进行“反修防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法无天,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二十年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思想,主张“依法治国”。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提出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原则,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联系起来,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就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强调法律权威,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邓小平否定“人治”;主张“法治”思想的另一侧面的体现。

  (二)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首先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作用与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区别

  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在1957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的结论,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特别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并且为全党制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选择了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希望用这种办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了晚年,他把矛盾的斗争性的地位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在指导国家开展各项建设时,毛泽东特别喜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种动荡、火红的场面,善于采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以至于最后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谈到廉政建设时,邓小平也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其次是毛泽东依靠个人魅力、高度集权与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下放权力的区别

  毛泽东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法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第762页。)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人搞个人专断,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因此,他号召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达到“六有”局面的构想,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由于他在晚年个人崇拜和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领导制度而受损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默许了刘少奇包含有提高某些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内容的发言。196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设》中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日趋严重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持基本肯定态度。例如1965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照此执行。”从此,进一步容忍了林彪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致发展到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个个崇拜导致了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难以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践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

  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要向三个目标前进: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围绕这三个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邓小平吸取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的教训,进一步提出要着力解决监督制度问题,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和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他认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第三是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律文化的传播与邓小平把法律知识交给人民的区别

  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在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体制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以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为内容,召开了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通过电影、幻灯、戏曲、报纸、传单、小册子、控诉、展览罪证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建立了政法院校、新法学研究所等法学教育机构和团体,培养我国的高等政法人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对西方法律文化政治性的过分强调和过激认识,使他在批判反动法律学说和传统司法思想中,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使法学成了禁区,导致刚刚起步的法律文化建设出现停滞。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威胁。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仅有的几所政法院校不仅没有扩充,反而由1957年的4所院校和6所综合大学法律系调整为“文革”前夕的4院4系。“文革”中,除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保留外,其余均被撤销,到1975年,全国在校法律本科生总共才269人。(注:甘绩体:《法学教育的成就及改革》,《政法论坛》1989年(2)。)法律文化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严重阻滞了法制建设。

  邓小平认真地吸取了“文革”时期对个人盲目崇拜的深刻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发扬民主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他提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页。)他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根据他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法制教育规定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同时,邓小平把法学教育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来抓,恢复了一批政治院校。到9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从而为我国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四】: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论文

  治国方略: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的方针、策略。我国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www.fz173.com_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 

  所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

  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

  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毛泽东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

  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

  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毛泽东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毛泽东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

www.fz173.com_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点。

  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毛泽东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

  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

  可以说,毛泽东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毛泽东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毛泽东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

  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

  毛泽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

  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

  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

【五】: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论文

  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二、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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