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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导读: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共5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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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又不实际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即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是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统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地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地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体现出民族化的形式。毛泽东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这种优势使得他能够充分地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警句、名言与谚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使得毛泽东思想无论在表述方式上、语言方式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如古语新用的实事求是,如两个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领导全党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

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明确要求全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当作以项伟大的任务来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务,‘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就是思想路线。

四.重大的历史成果毛泽东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思想就在酝酿过程中,至其产生,大致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以及在形式上民族化的过程。体现于其中的本质是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即在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整个过程始终体现着实践—理论—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的基本规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等,标着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事例

[摘要]毛泽东以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群众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新生地,也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群众观的中国式发展;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谁的问题,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解决党群关系的中国经验,又是这种经验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升华;既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理论桥梁,也是让群众掌握 毛泽东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他提出的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群众路线等群众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还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也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其思想上的原创性、作用上的奠基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生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放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视野中,深入思考他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关系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

一、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群众观的中国式发展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斗争观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观点,形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体认。

毛泽东在反复研读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概括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318。这个概括不仅表明毛泽东科学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表明其群众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理论渊源关系。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经常直接引用马恩关于人民群众及其作用的论述,而且他的许多关于群众思想的观点也是对马恩相关论述的化用。例如毛泽东经常讲到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2]1031,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始终把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看作是无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始终把人民的力量看作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的直接化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790,其中“起码的知识”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知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常识。

毛泽东用中国人民喜闻乐道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群众思想,使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不仅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而且增添了许多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例如他指出群众是“诸葛亮”、“力量的来源”和“铜墙铁壁”等,“`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等。他用形象的比喻例如“种子”和“土地”、“学生”和“先生”说明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他曾说: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3]324这些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www.fz173.com_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用群众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把它转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根本路线,转变成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无往而

不胜的法宝和今天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传家宝,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认识世界的精神力量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4]409、“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5]、“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809等,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谁的问题,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谁的问题

作为一个体系严整的理论或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域,有一系列逻辑自洽与相互关联的理论范畴,有被科学哲学家库恩称之为“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这些问题域的确定、范畴的推演与“范式”的存在都是基于最基本的“总范式”的,或者说它们就是“总范式”的逻辑展开与延伸。当然这里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类似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无意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发展性。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实践性、阶级性等的强力支撑才成为一门理论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这一“总范式”,或者说贯穿于其发展始终、体现于理论内容各方面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命题。这一基本命题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学科名称。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探讨。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4]408,要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革命行动,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6]707表现出来,“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374等。概言之,它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7]这个定义一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其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的。例如围绕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马克思主义又一重大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属人的理论,其生成、传播和变化的背后都需要一定人们的推动与参与。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中国化”这一变化是满足了谁的需要或者说是由谁参与的?又是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而且,作为结合的对象的“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又是谁的实践、谁的历史和谁的文化?简言之,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离不开对这一问题隐含的“主体是谁”的回答,亦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呢?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上面问题中的这个“谁”就是毛泽东经常讲到的“群众”或者“人民群众”(准确地说,是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群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或党的最高领袖或者理论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用。例如,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

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1925年中共中央提出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军的革命行动“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1945年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毛泽东更是重视群众的作用与群众运动。例如,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一切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在抗战时期提出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筑成革命的“铜墙铁壁”,提倡工作“群众化的方式”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等等。

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历史我们更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还是很早的。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由吴贻谷译的英国人可卡普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可以认为是第一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书最早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初,不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小资产阶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和海外留学生都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介绍很快就湮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梁启超等不能说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也未必就一定排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历史时期既不缺少优秀的革命领袖,也不缺少天才般的理论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是当时中国缺少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的群众力量或阶级力量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运动形成的历史发展潮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马克思之名喧传于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喧嚣”。[8]特别是从1919年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改良主义,与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并取得胜利,使许多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连戴季陶在内的理论界人士都热衷于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急剧的历史变化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级基础——二百多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需要和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激励着人们进行理论创造。极具思想创造力与理论敏感性的毛泽东及时捕捉到这一难以为常人所关注与察觉的变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28年革命斗争中,先后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统一战线、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思想观点,逐步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群众思想,具体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的问题。

三、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做法的真实写照,又是对这些做法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论者想当然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出路是正确寻找到根本依靠力量,也就是在不同时期提出符合实际的统一战线结成巩固的政治同盟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最广大的人民”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用唯物辩证地加以理解。“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2]808,“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6]674,认为这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

的”[9]139。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他终身心系人民的精练概括与理论写照,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综观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群众理论,无论是他对人民群众本身与作用的认识,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的认识,还是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群众路线都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甚至提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与当时一些党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忽视农民、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一生都心系群众与依靠群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9]136“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0]因而,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群众的关心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例如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9]138他提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1]可以说,这些饱含深情的话语与论述是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最生动的中国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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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在许多场合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发展出在和平建设年代如何认识与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方法和群众观点。例如《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文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2]581“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3]293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3]291。“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2]581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由于毛泽东看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不止一次将党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用这一比喻说明其对于革命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3],因而要求每个党员摆正好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522他要求牢固树立人民群众观点的思想,“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12]581,他强调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四、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也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理论桥梁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本质特征是革命性和实践性。但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特征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与工人和劳苦大众相结合这个条件。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4]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客观的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的创造是与毛泽东的群众观点、群众理论和群众路线的科学指引分不开的。

毛泽东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让马克思主义走进群众、掌握群众。例如毛泽东通过在全党提倡“为人民服务”、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确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等使马克思主义在感情上走进群众、掌握群众。毛泽东通过开办农民讲习所等形式宣讲马克思主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等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理论武装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乃至全国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因而,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群众化。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的思想武器。”[15]毛泽东许多著作大量地体现了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通俗化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用“实事求是”表达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思想具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蕴与方法论价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

一。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899不难理解,由于人民群众的认识在整体上是分散和不系统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需要甄别、加工与提炼,因而“从群众中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观点,对来自群众的认识、意见与要求进行科学的抽象,化为总体上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集中的、有系统的、有条理的认识或领导意见。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这种认识或领导意见化为群众的认识并见之于群众的实践,实际上也就是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概而言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概括,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理论上的无缝对接与直接统一,这是毛泽东又一独创性的贡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认识论也是一种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因而,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自觉贯彻两个原则即“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1012-1013,而且,还要自觉地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做得好坏的尺度。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2]1095;“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

【三】: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文如下: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www.fz173.com_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www.fz173.com_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初探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思想运动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同一切人类思想运动一样,并不是一蹴而就,同样也经历了曲折的辩证发展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的思想轨迹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
        一、从蒙昧的启蒙者到感悟的探索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有了“物质武器”。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既不同于十月革命胜利前的俄国,也不同于当时发达的欧洲国家,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里,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启蒙者的蒙昧
        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为输入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否则就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生在这解放的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功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由此可见,陈独秀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比较注重应用那种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
        1922年,陈独秀在党的一大开幕式的讲话中也说:“青年人研究马克思,要防止脱离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陈独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了“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脱离了工人农民的斗争实践,导致他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策略,以致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探索者的感悟
www.fz173.com_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时起,就聚集了一批真正的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思考、实践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党成立的初期,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贯主张并积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人物。瞿秋白1920~1923年间就赴苏俄系统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4月他在《列宁主义概说》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思维最清晰、旗帜最鲜明的就是毛泽东。
        1925年,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文中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自己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他在比较了过去的革命和当时革命的不同历史背景后认为,两种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现时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了,现在革命的前途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主义巨著。文中他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出发。为了准确地描绘出这种局面,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乃至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作了阶级分析,而且用运动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分析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从而,明确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同盟军以及如何对待中产阶级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为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农民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担负的核心任务。为此,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两篇重要文章,答复了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他认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地位决定的。毛泽东的结论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这些探索与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既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亨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逻辑观点。
        二、跨越教条主义
        (一)教条主义的樊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年代,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然而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然而,这时以瞿秋白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出现了“左”倾盲动的情绪。
这些错误的判断,不仅违背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类的实际,而且也违背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历史实际,均表明了瞿秋白在理论上并未搞清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转变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联系与区别问题。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战略策略思想。瞿秋白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有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够,以致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二)自由王国的跨越
        毛泽东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这一从未触及过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樊篱和障碍,向着自由王国的彼岸跨越。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于1927年率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向井冈山进军,不但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总结井冈山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把这一实践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并于1928年1O月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论文。回答了当时革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在农村站住脚。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斗争形势及主客观条件,指出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文章从理论高度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要求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从而标志着不同于“城市中心论”的新的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情况出发的勇于创新的产物。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这一系列哲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抵制了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焕发了人们理论思维方面的创造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www.fz173.com_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总之,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深刻认识的思想结晶。在他的理论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科学含义:一个方面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另一个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也就是“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就是要把中国革命中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升华为理论,充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五】: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破解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为我们未来直到2020年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同中国的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它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推进和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历史经验,指导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倡导和体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向人们昭示了一项伟大事业的前进进程,给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指引人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指导,是中国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和经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科学体系,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既要坚持基本理论,又要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一些改变,使其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的特殊困难的事业,它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而开拓、创新和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在中国的开创和不断推进是历史的必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的进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理解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且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纵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漫长而又复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经验和启示,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自身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增强国家综合势实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最初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三次主要飞跃都是围绕这个主旨进行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继而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邓小平理论也是基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提出的,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开辟了具有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国内外的特殊形势加深了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与时俱进的发展。无论马克思主义怎样被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旨是不会改变的。

  〈二〉在发展和改革的同时,坚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观历史,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立志与改变旧中国的状况,但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的正确决定,不管是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时,还是在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下去。

  〈三〉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都是建立在立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现状而进行的,不管是在建国前,建国初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今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在立足实际的前提下得到的,也由此告诫人们一定要记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发展和改革。

  〈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它要求在被应用的同时,不断推进和发展,科学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着眼于现实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基于科学运用其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发展和创新,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产物。

  〈五〉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代表意义的三大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主要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但其基点是为人民服务,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点和出发点。所以,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坚持为人民及其利益服务,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坚持的取得社会发展和改造的根本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构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发展生产力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更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首位。

  〈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对思想路线认识过程。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抛弃了解放思想和事实求是的原则,使得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倾向错误,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二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更正党内思想错误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事求是思想的重现,是科学总结经验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指导实现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是大大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它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也将继续促进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生活的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今后的发展和实践中我们应当毫不犹豫的正确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将之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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