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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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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评毛篇1:章立凡:冷观毛泽东逝世三十年后的中国———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章立凡:冷观毛泽东逝世三十年后的中国

● 章立凡
    毛泽东不愿死后被人参观,他曾于1956年4月27日,带头在在倡导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名;毛泽东也不喜欢摸钞票,对卫士长说那东西很脏。 ( http://www.tecn.cn )     如果死后还有知觉,他已经躺在纪念堂里忍受了三十年骚扰,无法入土为安;如果某天早上他从冰冷的水晶棺中坐起,走出这间世界上最大的卧室,会发现自己的画像依然无所不在,不但仍挂在卧室对面的天安门城楼上,还印在百元大钞上到处流通,全国人民都在为那肮脏的纸片奔忙…… ( http://www.tecn.cn )     或许令老人家不如意的东西还很多:他一直提醒全党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至今“姓社姓资”都属于“不讨论”的话题;他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但在当今“父母官”眼中绝对属于“恶意维权”;他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今“民主”、“宪政”都是网络上的敏感词…… ( http://www.tecn.cn )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对未来曾有过两次美好的憧憬:一次是1949年建立的共和国,另一次是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发轫于革命的理想,第二次则凭藉改良的理念。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通过激进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将土地重新集中,要搞“一大二公”的规模经济,其结果却是“规模而不经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除了征收农业税的功能外,根本无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http://www.tecn.cn )     新政权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只支付了相当于成本50%的定息,就将全国的工商业集中到国家手里,据说是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其结果却是消灭了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成了全面垄断的代名词。垄断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通过社会一体化,迅速扩张到各个领域。 ( http://www.tecn.cn )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继承的是民主宪政和联合政府传统共识,1954年宪法才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执政党独自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并通过发动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走向集权。从1957年“反右” 到1966年“文革”爆发,昔日盟友沦为改造对象,“人民民主专政”剥落得惟存“专政”。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民主宪政和共同富裕的建国理想,已经异化为垄断一切的体制和“均贫”的社会。 ( http://www.tecn.cn )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建设现代化富裕国家的美好憧憬。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经济的飞速增长令全世界瞩目。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毛时代集权体制的刚性依然存在,垄断的惯性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贪婪,腐败成为社会的癌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屁股决定脑袋”,权力与资本的联姻,使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等各种利益博弈的最大庄家,否则就无法解读每年高达9000亿元的公款消费。 ( http://www.tecn.cn )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社会分配不公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改革口号,几乎成了一种讽刺。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就更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像。 ( http://www.tecn.cn )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但宪法中仍保留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表述,这句话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虽然中国对外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具体的人权,但资本的发展权正在迅速吞噬人民的生存权。在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抗争中,地方当局往往站在资本一边,导致群体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层出不穷,工人、农民这些宪法地位上的主人翁,沦落为弱势群体。 ( http://www.tecn.cn )     执政党的社会理想是消灭分工、消灭差别,现代化进程却要求扩大分工、扩大差别,这就使执政理论逐渐形成了悖论,无法自圆其说。在改革遭到普遍质疑的时刻,毛泽东的幽灵重新在中国上空游荡。他作为人民大救星的神话早已破灭,但在民间仍被视为一位气场很大的神祗,可以镇妖降魔。在革命与改良的循环赛场上,毛泽东作为革命平等理想的象征,仍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复搬用、各自诠释。部分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的群众,开始怀念那个革命平均主义的年代,即便是平均分配贫困。一些原教旨学者则主张重回计划经济的鸟笼。 ( http://www.tecn.cn )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完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执政党仍需独自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全部内外压力。毛泽东的遗体继续奉祀,毛泽东的遗产却令人尴尬。除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禁忌以外,权力不受监督的毛氏习性,更是动摇政权合法性的负资产。垄断之下无和谐,如何维持一党执政地位,避免腐败带来的亡党危机,成为困扰执政党领袖的噩梦。 ( http://www.tecn.cn )     五十七年来,历史给了一党执政体制两次机会:中国人民用一半的时间体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用另一半时间感受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但无论革命或改良,其合法性都源自民主宪政的承诺。如果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政治体制改革仍无所突破,则整个改革将异化为一头食人怪兽,历史会走向新一轮循环,执政党只能独自承担改革失败的后果。

章立凡评毛篇2:章立凡闲品毛诗


                                                                              闲品毛诗                                                                                    章立凡    “诗无达诂”,自五十年代毛泽东诗词发表以来,注家蜂起,礼赞纷纭。“文革”中作为唯一幸存之“四旧”文体,仍被广泛引用,家传户喻,或作大批判之开篇引子,或为牛棚中合法之精神享受,可谓见仁见智,各取所需。影响所及,熏染了整整两代人。余谓以功业威望论其诗词,犹多溢美之词;若纯以其诗探索其心路历程及创作功力,仍可有持平之论。于今尘埃落定,浏览之余,或可效白头宫女,闲坐说毛诗。    一、诗与词:毛诗不如词,自云:“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就严格意义而言,他应是词人而兼诗人。毛润之,大革命家也,立意多在放不在收。故善为长短句,不擅五言,七言尚可,犹谓“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2)。二十至四十年代投身革命,多作壮词以抒奔腾之气;江山定鼎后,词风欢快和畅;至五十年代中期,劲气内敛,多攻七言以规范心胸,但五言仍无突破;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及党内七千人大会后,革命造反精神重新萌动,长短句增多。长短句是其桀骜不驯性格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标志。  二、各期风格:早年诗词多才气,壮年诗词多霸气,晚年才气渐衰,霸气犹盛,戾气渐出。早年及中年多抒激情,多色彩、层次,多绮思丽句,意境多具象之美;晚年雄视天下,好咏志,喜哲理、典故,好为大言俚语、意境多抽象,类似政治宣言。最后之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以“不须放屁”入词,其非戾气乎?末年久病,诗心已死,请人为之诵读《别赋》、《恨赋》、《枯树赋》,其心境可想而知。  三、楚人楚辞:毛润之,楚人也。自云:“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3)细品其风,多豪放而少婉约,巡天蹈海,浩然长歌,犹是《楚辞》之流亚。作品中以婉约传世者,仅《虞美人·枕上》与《卜算子·咏梅》二首。  四、气韵:毛之诗词气有余而韵不足,晚年尤甚。作品中气韵皆备者,当推早年《长沙》与中年《雪》两首《沁园春》,后者气已稍稍欺韵。定鼎后作品,韵美者为《七律·答友人》,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纯以气胜矣。  五、境界:王观堂将诗词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毛润之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作品多为有我之境。  六、动与静:毛诗画面多动感,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是静中有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境动而心静;“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为凝固之动,“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可谓极具奔动感的大自然雕塑。  七、色彩:“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色彩强烈而有悲壮之美,然可称绮丽者,非“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莫属。  八、时间:毛润之是最有历史感的诗人之一。“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篇读罢头飞雪”最能体现其对时间的感慨。作品中时间跨度最大者,为“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涉及地壳变迁;其次从“人猿相揖别”、“五帝三皇”写到“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上下约百万年;再次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至“成吉思汗”,最后“还看今朝”,约两千一百余年;又次者,为“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名世于今五百年”;语涉近代者,有“百年魔怪舞翩跹”,以及“三十八年过去”、“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一年还旧国”、“卅年仍到赫曦台”等等。所有作品中,“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段,是最能体现其个人历史使命感和焦虑感的独白。  九、空间:毛润之亦是极具扩张力的诗人。早年有“胸中日月常新美”、“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中年作品,空间高度可达“离天三尺三”和“刺破青天”,广度可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兼有高度和广度者为“横空出世”的“莽昆仑”,还想分赠欧、美(后又增加日本),作为寰球空调器。定鼎后空间更加广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玉宇澄清万里埃”、“鲲鹏展翅,九万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皆其意念张力之体现;作品中空间跨度最大者,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银河)”;大中见小者为“要将宇宙看稊米”、“小小寰球”,小中见大者为“蚂蚁缘槐夸大国”。  十、视野:毛润之视野多宏观而少微观,无聚焦点;其览物多了望远景,如中国山水画之“散点注视法”。“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是其代表。写近景者,惟《卜算子·咏梅》一首。  十一、视角:毛润之写景多喜居高俯视,“背负青天朝下看”是其习惯视角。间有例外者,如“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是仰而转平,“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为仰而转俯;纯仰视者:“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是爬山,“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当是仰泳。  十二、酒:诗借酒力,酒助诗兴,自古已然。毛不善饮,有关回忆录皆云其无酒量,浅尝辄止,未有豪饮之记录(4)。其诗词中仅三处有酒字,一处有酒具:一是《五古·挽易昌陶》“望灵荐杯酒”,二是《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此二首皆早年之作,祭友祭江,自饮与否,不得而知;五十年代《蝶恋花·答李淑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是仙人献琼浆以飨忠魂,非作者自饮;《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有“尊前谈笑人依旧”,似为故人小酌,所饮几何,仍不得而知。由是推想,其诗思恐非饮酒得之。  十三、愁:毛润之不喜言愁,其诗词中有愁字者共五处。《五古·挽易昌陶》“愁杀芳年友”,是哀同学之早亡;《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有“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是已被纾解之愁;《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是打破愁云。其有离愁别苦而情真意切者,惟怀杨开慧之二首词。《虞美人·枕上》有“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贺新郎·别友》同是儿女情长,结尾却说“凭割断愁思恨缕”,转为斩情诀别之语。以上者皆早年之作,此后不复言愁,盖性格使然也。  十四、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五古·挽易昌陶》有“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是梦见亡友,含泪却未夺眶而出;毛润之诗词中弹出的真情之泪,皆与杨开慧有关。《虞美人·枕上》有:“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是作者自洒泪;《贺新郎·别友》云:“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是开慧之泪;《蝶恋花·答李淑一》则“泪飞顿作倾盆雨”,是杨柳二人之泪。《七律·答友人》中“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实系借舜妃娥皇、女英神话,悼念亡妻开慧(霞姑)。其余作品,概莫有泪。  十五、悲凉:毛诗雄健,鲜有悲凉之气,然亦有两处可读。一是《贺新郎·别友》:“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二是《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令人想起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及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意境。以凄厉之声,营造悲凉霜景,也算是一种特色。  十六、同情心:毛润之一生蔑视权威,其诗词中寄予同情心的人物有两种,一是造反英雄如共工、盗趾、庄蹻 、陈胜,二是怀才不遇之文士如屈原、贾谊、刘蕡。支持被压抑的小人物造权威的反,是其一贯思想,盖与其自身经历有关。  十七、自然观:诗人有改造自然界之志,口吻最大者,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最浪漫者,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其“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思,如今正在成为现实,不知千秋后,后人如何评说。  十八、社会观:诗人坚信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改造社会。“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试看天地翻覆”、“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皆其颠倒乾坤、改天换地豪情之写照。  十九、人口观:毛润之好以人数入诗。战争年代有“十万工农下吉安”、“二十万军重入赣”、“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入句,定鼎后作品则有“人民五亿不团圆”、“六亿神洲尽舜尧”等数字。诗人认为人多好办事,常以人多自雄于天下。人口失控,盖肇端于此种观念。  二十、一事两观:看待“大跃进”,毛润之的眼光与彭德怀不同。毛的视野里“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彭则看到了“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二一、乌托邦:陶渊明之理想社会,为自给自足之桃花源;毛润之之理想社会,为工农兵学商一体之人民公社。“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可解读为“人民公社好,恨不能起陶渊明而共赏之”。  二二、文革索隐:一九六六年六月之《七律·有所思》,可为史家作注。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此时“文革”将起,北京大学已出现大字报,作者正蛰伏南方,静观事态,匠心独运,蓄势待发。  二三、以诗为政:通常的概念中,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兼诗人,很少有人说,一位诗人成了政治家。奔动浪漫的诗思和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可能正是其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的基因之一。法国作家马尔罗认为,毛迷恋于他自己所创造的幻象,并据此来改造现实。  二四、共工氏:毛润之发表之作品,有自注者寥寥,惟于《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末尾,对共工头触不周山故事,作一约四百字之长注,摒弃史书《国语》、《史记》中共工逆天而行、作乱身亡的传统说法,独取子书《淮南子·天文训》为证,称之为“胜利的英雄”,理由是该书中没有共工死亡的记载,“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查《淮南子·天文训》是一篇专讲天象物候的论文,不记载共工死亡的情节并非等于共工未死,诗人对共工氏的革命造反精神情有独钟,才附会此篇,作不死而胜之推论。既是诗无达诂,余亦作一推想,毛润之钟情共工,或还有进一步之原因:以字面论,“共”者共产党、共产主义,“工”者工人阶级、工农革命等;以析字解,“共”者“廿八”(诗人尝自号“二十八画生”),“工”者顶天立地也。更有趣者,是其所引“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一段,按八卦西北为乾卦,居至尊之位,而水潦尘埃所归,得非“泽东”乎(5)?  二五、重字:格律诗应避重字,对仗联尤当避之。《七律·长征》诗原有“金沙浪拍云崖暖”一句,与“五岭逶迤腾细浪”重“浪”字,经人指出,改“浪拍”为“水拍”(6),仍与“万水千山只等闲”重“水”字,但已避开了对仗联;《七律·送瘟神》颈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与颔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重两字(千、万),此皆诗家之所忌;其他如《七律·登庐山》、《七律·冬云》中皆有重字。  二六、合掌:律诗一联中同义词相对偶,诗家称为“合掌”,是当避忌的诗病。毛润之晚年《七律·冬云》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出句与对句同义重复,显为合掌之病。诗思至此已有才尽之象。  二七、平仄:毛润之自云:“不讲平仄,即非律诗”(7),其生前公开发表之诗词,平仄基本符合格律。而逝世后发表者,脱韵处或可不论,平仄于格律多有出入,盖已无郭沫若等为之润色(8)。一九九六年版《毛泽东诗词集》副编新收入十七首,据“出版说明”云:“新收各首的手稿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刊印依据均为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抄件。”读后发现,其中“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者尚可,其他来源者问题甚多。如《西江月·秋收起义》、《念奴娇·井冈山》词,皆有不合律处。毛生前自云“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9),可见其对五言诗不自信。按诗律一般每联上句(出句)与下句(对句)第二、四、六字平仄应相反,称为“对”;每联下句第二字与下一联上句第二字平仄应相同,称为“粘”。副编中出现的《五律·张冠道中》,全诗八处出律,粘对尽失;又《五律·喜闻捷报》九处出律,粘对尽失,末句“满宇频翘望”犯孤平(只有一个平声字)。唯古体诗方可不拘格律,此二首或当标为“五古”。《五律·看山》颔联“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凤”字出律,与首联“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失粘。《七绝·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向”字出律。《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第二、三句失粘。  二八、存疑:九六版《毛泽东诗词集》副编新收入十七首中,有读后令人生疑者。如《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诞辰》,第一首首句“博大胆识铁石坚”出律,除韵脚外全部为仄声字;第二首“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不仅全诗平仄四处出律(湖、断、吟、诗),第三句末尾出现“三平调”(三个平声字),且以平声字“吟”为句脚,更令人疑惑。《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全首各联句平仄七处出律(庙、堪、罗、照、竟、白、罗),颔联与首联失粘,为其有七言格律诗发表以来所仅见。虽云大家可不拘于此,或曰原作如此,未经他人润色,本人定稿,但以毛润之之诗词水平,当不至于此。此三首均无手稿为证,疑为不懂格律者之作品混入。    毛润之自号“二十八画生”,余品毛诗有感,得此二十八则,殆非巧合乎。谨记。  乙亥残冬初稿,丁丑溽暑定稿  注释  (1)毛泽东:《致胡乔木》(1959年9月7日),《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244页。  (2)(7)(9)毛泽东:《致陈毅》(1965年7月21日),同上,第264、265页。  (3)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同上,第230页。  (4)医生徐涛说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盅葡萄酒就会面红耳赤”;专列服务员姚淑贤云其“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过生日以葡萄酒沾唇辄止,谢绝干杯,并有“你们喝酒我吃辣子”之说。见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北京·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47、162、163页。  (5)析字之法同于谶纬,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之故智。李自成军师宋献策尝造童谣曰:“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得天下”,又曰:“十八子当主神器”,十八子即李字;太平天国谶语曰:“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即洪秀全君临天下之意。  (6)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于一九五二年元旦致函毛泽东,提出此建议。  (8)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同注(1)。

章立凡评毛篇3:刻意回避现实?章立凡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新奢华主义中国大片


新奢华主义中国大片:刻意回避现实? 
章立凡 
    今年,继陈凯歌的《无极》面世遭遇“恶搞”,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尚未公映,即被京城网络界列入“十大烂片”之一。这样的“恶谥”,是否有点不厚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所由来者渐矣。中国观众的“国产大片疲劳”,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主题:没有现实,没有未来,只有过去 
    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大导演代表性作品的题材演变: 
    陈凯歌:《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1980年代);《边走边唱》(1991)、《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1990年代);《无极》(21世纪初)。  
    张艺谋:《红高粱》、《菊豆》(1980年代);《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1990年代);《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21世纪初)。 
    从世纪之交开始,两位导演的作品题材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转向了历史的演绎及武侠魔幻主题,虽然陈凯歌开始得略早(1999),但张艺谋转向更为明显。这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触及科幻及未来题材,创作的想象力仅限于古代。 
    是什么原因,使两位执中国电影牛耳的人物,在世纪之交将眼光转向了虚幻的过去,既回避现实,也不敢想象未来呢?这无疑与中国电影创作的现实环境有关。 
    内容:只有虚构,没有真实,没有思想 
    我们再来分析两位导演近年作品的内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位导演对生活在公元前的游侠荆轲情有独钟,他们转向宫廷、武侠题材皆由这个人物肇端。如果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1999)还算是一部历史片的话,张艺谋的《英雄》(2002)则是地道的商业武侠片。陈走历史片的路子遭遇票房惨败后,张改走武侠片路子演绎历史,虚构了许多情爱纠葛,再加上眼花缭乱的功夫动作,似乎赢得了票房,但不见思想。 
    此后,陈凯歌似乎心有不甘,2002年推出了《和你在一起》、《温柔杀手》另探新路,张也拍摄了《千里走单骑》(2005),但皆非本文所要讨论的“大片”。近年,两人的视线都转向了票房价值丰厚的武侠、宫廷题材商业片,张连续推出《十面埋伏》(2004)、《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陈则于今年推出《无极》。 
    武侠片的最大特点为矫情:被爱者偏不爱,不爱者偏要爱,爱情永远出错;无穷无尽的误会,冤冤相报的寻仇,死伤枕藉的斗法…… 
    宫廷片或许是现实社会的哈哈镜,常被人作为官场学的视听宝典:传授各类权诈机巧,满足对权力、性和财富无限扩张的渴望…… 
    《无极》、《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故事发生年代完全虚构(其中《黄》片等于是曹禺的《雷雨》之古装版),当然是艺术创作所允许的。不可否认,演绎历史也能给人以启迪,问题在于有没有真实的生活作为后盾。影片也许敢于调侃一下封建主义,却刻意规避现实。强大的明星阵营,豪华的道具服装,壮阔的气势场面,金玉其外却难掩思想的贫乏。 
    形式:只有视觉,只有动作,只有特技 
    电影离不开视觉,电影创作是艺术与技术的的高度结合,近年数码技术的发展,更令科幻、武侠、动作等类别的电影如虎添翼。但是,对电影人而言,技术只是艺术创作的辅助手段。称得上“电影艺术家”者,首先应该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靠一技之长吃饭的工匠。 
    在陈凯歌的《无极》、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冯小刚的《夜宴》)中,充斥着刻意营造的视觉效果,极尽奢华之能事:蕾丝下飞舞的中国功夫,让眼球目不暇接;数码制作的魔幻时空,令心魄惊悚刺激;嘉年华式的宏大场景,使观众叹为观止;辉煌服饰里的半裸酥胸,逼得你浮想联翩……。 
    走出影院,仿佛离开一场能看不能吃的黄金盛宴,除了令人目眩的特技剪接和视觉冲击,没有留给观众任何思想上的记忆,甚至连足以回味的经典台词都没留下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弦外之音,只剩下陈凯歌对胡戈“恶搞”的反击:人不能这样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我只是中国电影的一名普通观众,也许不够资格谈论电影美学;可追求浮华的形式之美而忽视深刻的内涵之美,难道就是21世纪中国电影的“时代巨献”?
    
    目标:只有商业,只有娱乐,只有大奖? 
    当此浮华时世,我们不必讳言商业利益,任何大制作都需要大资金的投入,且期待票房的丰厚回报。我们也无须过分苛求导演,贫瘠的土壤开不出绚丽的艺术之花。 
    批判现实主义曾是中国进步电影的一种传统。20世纪40年代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后者的票房甚至超过了西片;80年代有《牧马人》和《芙蓉镇》(谢晋),同样创造了高票房。陈凯歌的成名作《黄土地》和张艺谋《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受到观众和国内外影评界的好评,票房不低,屡获嘉奖。 
    毋庸质疑,主题的多元性和创作风格的转换,都是艺术发展的应有之义。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为什么两位导演的作品从社会现实转向了虚无缥缈的古代时空,甚至连近代题材都难于触及?需要反思的是当今中国电影的生态。 
    今年评电影“百花奖”,由据称代表全国观众之99位评委评出的“最佳影片”,已经向世人昭告:“主旋律”须稳坐中国电影的至尊宝座;至于是否要靠组织各单位购票观摩回收成本以及有无国际行情,我迄今不明就里。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披露的数字:2005年中国国产电影拍摄了260多部,进入院线的约100多部,另外的100多部去向不明。国产电影的艰难,还可与国产电视剧互为参照,另据今年11月千龙网转载的一篇文章披露:国产电视剧年产量已达12247集,去年有42.7%的电视剧新片拍完后未播出,今年下半年央视影视部已清退700集电视剧。 
    影视播出率奇低,每年造成巨大的资金、资源浪费。要么“主旋律”,要么全民娱乐,其他严肃主题的作品很难获准进入市场。资本不愿做赔本的生意,在越来越窄逼的空间里,仅剩下娱乐大众或戏说历史等不多的选择。近年武侠片、宫廷戏、青春偶像剧之类作品泛滥荧屏,不谓无因。 
    为了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作品还不惜迎合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蒙昧(辫子、小脚)、性压抑和性摧残(乱伦、太监)、暴力(功夫、酷刑)等等……,莫非这些东西就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 
    形势比人强,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和电影制作的高投入,足以使大部分投资人望而却步。导演们即便有超越自身的追求,面对体制和资本,艺术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宁浩的低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照样碰撞了现实,却获得了成功。 
    如果说电影人的无奈,是在体制和资本面前别无选择,而追求大奖却正是他自己的选择。没必要讳言功利,也无须弹唱“为国争光”的高调,电影是“梦工厂”,电影人也有自己的梦——摘取国际大奖的桂冠。这点梦想也许无可厚非,但年年冲刺“奥斯卡”、年年铩羽而归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越追求的东西越得不到,反而丧失了自我,即便得到了又能如何? 
    没有生活的艺术是虚伪的,追求华丽外表的艺术是媚俗的。新奢华主义的中国大片,拜拜。 
    2006年12月18日  风雨读书楼
五柳村2006年12月28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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