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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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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杨尚昆日记]读《杨尚昆日记》


读《杨尚昆日记》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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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初读《杨尚昆日记》二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XX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来源:凯迪网络  来源日期:2007-8-22   本站发布时间:2007-8-22

篇二:[杨尚昆日记]《杨尚昆日记》的历史信息


萧象  
     日记为文而受人青睐,在于两大特征:一是写作的私密,较少顾忌,最显真性情;二是记录的真实,为亲历目睹,乃当日发生之事。故此,名士雅好日记,自古形为传统,近代以降,蔚成风气。许多重要人物遗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晚清曾国藩、翁同龢,民国徐世昌、王世杰,乃至蒋介石亦有日记留传后人,既为专业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也满足了一般大众窥睹历史人物的好奇之心。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人物有日记问世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以杨尚昆地位最隆,其日记也就最引人注目。   已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写作日期始于1949年1月1日,迄于1965年12月10日(有个别年份与月份缺失),所记录者为共和国初创至文革前夕17年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杨尚昆主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要职,位居中枢,上承下达,与闻党和国家诸多重大决策,亲历政治云谲波诡风雨阴晴。日记洋洋百万字,前前后后17年,绵绵字里行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重要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不但从中得以窥睹杨尚昆一段真实的生活面貌,也看到了同一时期一个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缩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般大众眼中,共和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无不具有一种神秘的光彩。人们对这些开国元勋大都有种英雄般的崇敬,但除了在报刊和影像中的偶而相见,这些深居中南海的中央领导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情形,人们所知甚微,只是依赖想象来完成对红墙内日常生活的构想。《杨尚昆日记》打开了一扇门窗,第一次以原生形态让人们真实地看到红墙内一位家庭观念浓厚、生活品味雅致的好男人形象,与寻常巷陌的模范丈夫和慈祥父亲别无二致。   杨尚昆平时公务繁忙,但周末只要有空,必与家人呆在一起,游玩娱乐,尽享天伦,在郊游、游泳、看电影及聊天的愉快时光中度过其乐融融的周末。离京外出,即便几天的时间,也会与家人通上一番电话;时日稍长,则是书信互通,以诉牵挂。妻子李伯钊术后在北戴河康复的日子里,几乎每晚都能见到杨尚昆陪同妻子海滨散步的身影。每年五一、十一节庆,杨尚昆都会带上家人登上天安门观看焰火。像1964年在十三陵举行的军事大比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与会,此类重要的大型活动,虽不在周末,杨也不失时机地带上上学的女儿,让女儿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凡此种种,给人的感觉,杨尚昆与那种似乎一年到头忙于公务而无暇吸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人物别有区分。   杨尚昆另有两大爱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为游泳(洗澡),一为看电影(戏剧)。只要不是生病和条件允许,杨尚昆每日必做的功课就是游泳(不游泳,则睡前洗澡),无论冬夏春秋都是如此,杨尚昆之于游泳实可用“酷爱”来形容。而看电影,当时年代算是一项顶好的娱乐休闲方式。工作不是很忙时,杨尚昆几乎每日都看上一部有时甚至两部电影。除了一般的市场公映片,杨尚昆所看也有不少内部参考片、审查片,还有借来外国驻华使馆的原版片。对所看电影,杨尚昆常会写下一简单评语。有意思的是,一个美国风光片,杨看后竟视为黄色片。风光片怎么会为黄色?想必是海滩出现了比基尼,有碍观瞻而惹起的祸。此折射了当时年代的一种认知观念。与此类同,一部《谢廖沙》的苏联影片,杨尚昆视为宣传人性论,也很不以为然,对人性论影片的不认同《日记》不止一次。杨尚昆这样十分注重家庭人伦、富有人情意味的人对人性论都持一种真实的排拒态度,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人心,可想而知,后来所以能发展出文革那样惨无人道的全民运动不能说与此没有必然的关系。   从杨尚昆的两大爱好我们推想,杨尚昆不仅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且生活品味相当雅致。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谈到五、六十年代中南海的生活情况时曾提到,杨尚昆家“爱吃西餐大菜”,爱吃西餐自是雅致生活的一种象征,可以证实我们这一推想。杨尚昆的生活品味或许与其早年留苏经历有关,与从事艺术方面工作的妻子影响也不无关系。   《日记》中杨尚昆的身体似乎并不太好,经常生病,感冒发烧。而文革后重返政坛,身体却愈见硬朗,并以九十又一的高寿享于人世,令人称奇。   与家庭日常生活的直接记录不同,《杨尚昆日记》涉及党内政治生活尤其是有关党内斗争或人事关系问题时十分谨慎,多用隐笔,甚至回避。文革前党内复杂而激烈的矛盾斗争,在其笔下几乎没有正面触及(高饶事件有所记录,但有价值的重要记录来自于杨尚昆工作笔记,是《日记》编辑者将其移入《日记》中,与《日记》本身所记仍有区别)。当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在《日记》中反复出现,无论是政治局主席、常委、委员,还是一般中委或候补中委,杨尚昆均是长时期近距离接触,除建国初对毛泽东等极个别人有过赞语,对王明有过劣评,其他人《日记》则不显一字评语。不过,在访问苏联、与苏共争锋相对时,《日记》不仅记事详尽,且对赫鲁晓夫有尖锐的批评。   此一现象饶有意味。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政治人物圆熟润滑的一种表现。在党外问题上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为政治正确,不存在风险;而党内矛盾变化莫测,难以把握,自须谨小慎微。但某种程度又未尝不是“侯门似海”,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而预先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折射!因过于谨慎而致使某些重大历史信息未能得到足够反映,是《日记》的一大遗憾。   虽然有此遗憾,杨尚昆到底不想也不愿让极为珍贵的历史从自己笔下悄无声息地滑过,从其有意无意的不动声色的简略记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和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印痕。   请看1962年7月18日的《日记》:“下午少奇同志向下放107名干部讲话,……我听了第四点后,主席即来电话,去游泳池谈话。谈到六时半回家。晚饭后休息到9时,约恩来同志谈主席谈话的要点:(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注意。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什么事情令杨尚昆如此“觉得事态很严重”?且加上两个惊叹号。仅是毛泽东对两部委的不满,对两条道路选择的考虑,当不至于令其那样“十分不安!”并当晚向周恩来报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却又不能直白明言,只好模糊其词。如今我们已知道,《日记》所记,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爆发的一场激烈的矛盾冲突。   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导致了3年的大饥荒,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向来关于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喻判断已不适合当前的严峻形势,而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尖锐看法。这一看法获得党内普遍共鸣,却触动了毛的敏感神经,使两人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趋于激化。因此,当刘少奇准备选择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贯彻经济调整、加快经济恢复时,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对刘的不满终于爆发。王光美、刘源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披露: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从时间到内容,完全可以判定,《日记》隐约记录的就是毛刘之间的这场冲突。我们还不能确定冲突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依据常情,毛泽东召杨谈话当在与刘冲突事发后不久,那么,此事也就有可能发生在接近于18日的7月中旬而非上旬。杨尚昆得悉毛刘冲突的翌日,列席了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的常委会,《日记》写道:“会上主席又说了昨天我谈的两个问题,但未指名。”会上并决定召开北戴河会议。正是在这次北戴河及紧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对刘少奇包产到户的右倾单干风进行强力反击,并点名批评了支持包产到户的田家英。《日记》对北戴河会议内容没有记载,但从8月11日至21日几乎每日都出现的田家英找杨尚昆谈话,不难想见田所受到的强大压力。   中央最高层的矛盾冲突再一次爆发,是在1964年底与1965年初中央召开的有关四清的工作会议上。《日记》隐约其事,但仍有迹可循,1964年12月28日记载:下午3时大会堂河北厅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最后讲话:“……请看看党章(100——104页)(八大文件)和宪法第三章,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另一书是宪法‘第八十五、八十七条’,那里都讲到人民的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段乍听起来让人有点莫名其妙的讲话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而发,是对刘邓不满的怨气发泄。这一年12月中旬,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邓小平认为一般的工作汇报,可不必惊动毛泽东,遂向毛汇报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另一次会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没说上几句即被刘打断。此二事使毛大为恼怒。会议结束时,江青请陶铸夫妇看戏,在休息时间,毛满腹牢骚又不无怨愤地问到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参会人员遂重被召回,继续开会。12月26日,毛泽东71寿辰,请客三桌,席间,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28日,毛余愠未消,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借讲话再次发泄对刘邓的不满。杨尚昆所记就是其中部分。   也就在此期间,毛泽东定下了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最后决心。(参见拙文:“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杨尚昆未必知悉内情,但显然感觉到了某种变化。1965年1月14日,杨尚昆在日记中罕见地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但他断不会想到,“刘话不灵了”的这种变化,却是一场政治的疾风暴雨正在酝酿生成的先兆,也是自身命运即将被改变的预示。到了这一年10月底,杨尚昆的命运开始了逆转。   10月29日,杨尚昆在日记中抬头就写上一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接下写道:“上午10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谈话内容未着一字,从“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可以看出谈话对杨十分不利。接下来的两天,杨尚昆一直处在“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进去”、“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的抑郁之中。究竟是什么事情使杨尚昆如此无精打采,黯然神伤?11月5日《日记》揭开了原因:“彭真同志已通知我的工作的调动。”原来29日的谈话是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转调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转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贬放。   杨尚昆被贬放,与“私设窃听器”(也称“秘密录音事件”)密不可分。半年后文革爆发,杨尚昆被打倒,《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认为杨尚昆所犯错误有四宗,其中之首便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其实,这是一桩陈年旧事,发生于1961年4月下旬,《日记》在同年4月26日至6月24日间,对此事有所记录与反映,撮要如下:    4月26日杨尚昆在河北保定白洋淀考察工作,晚间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电话,要其次日下午赶回北京(日记没有提及电话内容,但从后面的日记可以推测事关“秘密录音事件”),杨“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第二天下午5时20分,杨尚昆甫抵北京永定门车站,“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随后的日子,杨尚昆一面召集办公厅有关人员“谈关于录音的情况”,一面向周恩来、康生等报告有关问题。5月8日,杨“向主席写了一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5月20日,参加书记处会议后,又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了一次关于录音问题处理的意见。6月24日,“3时半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   “秘密录音事件”,在《日记》中从最初的接获事发到最后一次出现,时间整整两个月。此事的缘起,据有关资料,于196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南巡,车停长沙,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卧房谈话。其后,服务员步出车外,遇专列一无线电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一时心血来潮,对服务员说,他刚才听到了毛泽东与其谈话内容。服务员大惊失色,转身便向毛泽东报告,专列上装有录音,毛泽东闻讯雷霆大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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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秘密录音事件”。   据《叶子龙回忆录》,中央录音工作的建立,始于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目的是核对速记,以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对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进行录音,中央领导知悉其事,毛泽东本人也有过专门指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 据此,中办机要室对录音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得到毛的同意。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其一些重要讲话与谈话进行了录音。   但毛泽东很多场合的讲话并不喜欢被记录,更不用说被录音,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后尤其如此。而中央办公厅则认为党的主席的每一次讲话与谈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指示,都应该也需要记录与保留。“秘密录音事件”盖由是而生。就事而论,毛泽东固然知道有录音一事,但不料其有音必录且预先不闻,龙颜震怒,着旨严肃查处,是为必然。此事牵涉多个部门,包括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在内的众多人员为此获咎,叶也黯然离开了中南海。杨尚昆虽当时躲过一劫,但从此失去毛的信任,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文革前夕被放逐的命运。   《日记》记录了杨尚昆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1965年11月9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第二天“中午主席找去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谈话内容日记未着一字。几十年后,杨尚昆对这次谈话有过追忆,其中毛泽东说的一句话颇能反映毛式风格与性格。毛泽东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尚昆这样重要的干部其工作安排与任免,是断不可能不经得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的。   27日:“朱德同志80岁生日,去玉泉山时在他家中坐了一下,未说什么,彼此心照而已!”朱德与杨尚昆是老乡,又是长者与领导,登门朱家既有祝寿之心,也有辞别之意,然“未说什么,彼此心照而已!”党内政治的沉闷与压抑,此可见出一斑。   12月8日:“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简短的一行字浓缩了太多难以明言、也难以为他人体味的失落与苦涩。往昔中央会议,杨尚昆亲与部署和安排,此回却成了排除在外的局外人。而会议内容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却是杨尚昆断不会想到的——会上罗瑞卿突遭整肃,不出数月,杨自己也被捆绑到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揪出批判。   12月10日,是杨尚昆离别北京的日子,《日记》写道:“16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待时间!”对一位政治的失意人,时间是最好的安慰剂,也是最客观的公证员。十年过后杨尚昆重返京城,在生命的晚年走向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杨尚昆日记》除了可以让我们读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光影之外,还能看到若干一般正史不载也就难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或能为正史拾遗补阙,或可为专家提供研究线索。如1955年5月9日,中办有关工作人员向杨尚昆汇报信访接待情况,是日《日记》:“近几日的接见工作,情况比较严重,南门打了窗子,西门红墙写了标语。来访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六种情况,即:一类是吃饭问题,分为:失业、被减、旧的复员军人、新的复员军人四种;二类为告状,分为党外、党内两种。大有增加的趋势”。当年的上访者竟敢在中南海写标语、打门窗,这样的行为很可能超出今人的想象。   又如《日记》1959年1月18日:“据各省汇报(缺河南、广西):病情严重,发病者约500万人,已死7万人。”此处病情,当指因饥饿而起的水肿无疑,可知中央高层1959年年初对各地因饥荒而出现病、死的严重情况就有清楚的了解,如此,当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激烈批判更显无理。   再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以参会人数而得名。1月28日《日记》记载:“由下午2时起,到3时40分止,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约8000人,分批地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与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合影。”由此可知,原来“七千人大会”实际与会人员近8000人。   还如,邓小平缺席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党史或者不提或者以“因病缺席”而一笔带过,《日记》对邓病有详细记录:1959年6月5日:“夜间11时半,接李福坤同志电话,小平同志在俱乐部打弹子,不慎滑倒,经医生珍视,后来即送入医院会诊,2时半北京医院来电话,确定是骨折(右大腿),必须卧床8周,可以治好。”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杨再度“去北京医院看小平同志,并与他谈了约1小时多。”此时庐山会议已经结束。另如,1960年5月19日杨尚昆随毛泽东乘专列外巡,“晚11半到达南昌,下车去招待所,与彭真同志通话传达主席指示。(中略)3时返车上,主席亦于跳完舞后同回。”   最后,《杨尚昆日记》中出现的人名称呼也有值得一提之处。国人对人称多有讲究,不同的称呼可以反映不同的情感色彩,显示关系的远近亲疏,公共场合如此,私人日记更是如此。《日记》按党内习惯对人多连姓带名称同志,或略姓以名称同志,或去同志直接以名相称呼,这一顺序可以反映彼此关系的从远到近。《日记》在建国前夕的49年,多以“周”称代周恩来,绝大情况下这是行文的方便,看不出情感,不过有时同一天日记同时出现李克农、周恩来或任弼时、周恩来时,“克农”、“弼时”与“周”的不同称代,则可见出彼一时关系之亲疏。建国后《日记》以“总理”、“周总理”或“恩来同志”称呼周恩来,偶尔也以“周”为简称的,如1960年1月3日:“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听一波、立三、周关于6个大协作区会议情况的汇报”,此时难分亲疏,却能反映一时的情感或情绪。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情绪,只有天知矣。   而对毛泽东的称呼,《日记》绝大多数时候循党内习惯以“主席”相称。唯一例外的是,1953年年底至1954年,尤其是54年元月期间,“主席”成了“主”或“主公”,这一变化诚然是为方便的简称,但很难说没有杨尚昆某种心理变化的因素在其内,因为在这之后,对毛泽东的称呼一如从前,仍以“主席”相称。联系到这一时期正是高岗事件的发生期,这一称呼的变化是否与此事有关,殆难以考证,给人留下的已是一个不可求索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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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杨尚昆日记》的历史信息萧象: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的历史背景萧象:陈伯达和田家英恩怨探微萧象:中央何以“薄”熙来萧象:舍甫琴科“出走”与王立军“避难”萧象:我观胡乔木晚年的两面性萧象:平衡社会发展,亟需激活思想力量

篇三:[杨尚昆日记]杨尚昆和《杨尚昆日记》简介


杨尚昆和《杨尚昆日记》简介福建光泽县第一中学兰福森,兰玺彬。杨尚昆(1907——199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1年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发动罢工。1933年进入累金,参加《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开始接触毛泽东。后来担任红军第三军团政委,参加了遵义会议,和长征,抗日战争以及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9月开始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1947年,杨在主持中央后委工作期间,在晋西北由于受到康生的影响,在领导土改工作中,对当时的地主富农,除了分掉他们的土地财产以外,还把他们扫地出门,甚至连一个碗都不给。使他们到处流浪。后来,毛泽东知道以后,认为对他们得太过分,对杨尚昆当众严厉进行批评。杨尚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50年代初期,杨尚昆曾经背着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下发一些文件。因此又受到毛泽东撰文批评。这篇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可以看到。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有“扶右反左”,的表现。杨又因此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四清时,杨参加了四清工作组,回到北京后,被莫名其妙地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被降到广东去当了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由于他的关节炎病发作,不适宜在广东工作,因此,向中央提出,要求换一个地方去。后来,他又被按排到陕西的一个地区当了一个地委副书记。不久,又被捉回到北京,在1966年的中央516会议上,被打成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成为文革的第一批受害者,从此不断地受到批斗,关押。时间达10年之久。1976年1月被放出来时,“四人帮”要开除杨的党籍,他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也没有安排他的工作。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被平反。平反后的杨,后来担任了党和国家军队的许多职务,还担任了国家主席。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20年,对毛泽东特别了解。象他这样的特殊人物,本来他完全可以向有的受害者那样,昧着做人的良知,大骂毛泽东,甚至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嫁到毛泽东的身上,他如果这样做,人民也绝对是相信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杨尚昆离开了国家主席的工作岗位以后,提出要写回忆录,经过中央批准,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1998年,《杨尚昆回忆录》建国前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他后来因病去世,原定的回忆录建国后的部分已无法完成。经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把杨尚昆日记(1949年1 月——1965年12月)整理出版,以便同建国前的回忆录相连接。全书约110万字,除了日记以为,杨还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笔记和读书笔记,编辑在编辑时,从中选择了部分同日记直接有关的内容,分别放在了当天日记后面,作为对日记的补充。杨尚昆日记的出版,实事求是地披露了毛泽东为什么会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原因,澄清了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的各种谣传和看法。这是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的最权威的书籍之一,是一部信史。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正规出版。笔者的《杨尚昆日记》披露的文革起因一文,曾经发表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与研究》2004年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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