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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谔与诺诺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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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谔与诺诺作文一:论“诺诺与谔谔”


3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传达了习近平的主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令人一惊。
反视从1955年胡风事件以来。人民中国经历了“舆论一律”、划右六条标准“、反”右倾“、文革”公安六条“、以及80年代以来的种种事件……历时60多年,谔谔之士,远者如胡风、林希翎、彭德怀、张志新……近者如有的被迫离乡背井,有的被驱死于异国他乡,有的一言封口,甚至丢了饭碗,有的被穷追猛打……,有几个得到了好下场?
理论与实践是有距离的。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是一首汉末童谣,大意是说,性格如弓弦般正直的人,最后不免沦落天涯,曝尸路旁;而不正直的谄佞奸徒,趋炎附势,阿世盗名,反倒封侯拜相,极尽荣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笑歌行》引用了这句话:
  笑矣乎,笑矣乎。
  君不见曲如钩⑴,古人知尔封公侯。
  君不见直如弦,古人知尔死道边。
  张仪所以只掉三寸舌⑵,苏秦所以不垦二顷田⑶。
……
 如果真把《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这篇高论付诸实践,乃国之大幸也。望各级掌权的首长及文宣广电部门好好反省一下你们的全部作为,是否践行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主张?文中提到了唐太宗的“三镜论”。原文招录如下。另外。本人在17年前写过一篇《三鉴论》一并附后。
中国纪检监察报: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时政新闻财新网 [微博] 雷斯2016-03-03 18:02
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过,后世对此理解最透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好比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魏徵是当年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还曾经劝李建成早点干掉李世民。他能够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后全身而退,并且得到昔日仇敌、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应该感激涕零。可这个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见,屡犯龙颜、逆圣听,给唐太宗来了个《十思疏》,条条框框地耳提面命,一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身为谏官,大面上提提意见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事无巨细。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岁者纳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签署,还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说出一套“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的道理来,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罢了,偏偏还管帝王家事,连太宗嫁女儿陪多少嫁妆,对某个皇子表示一下恩宠,这些百官都不过问的私生活,魏徵却要多事,说什么于礼不合之类,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莫说文治武功,就论从谏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饶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饶,整天围着皇帝耳朵边不断提醒他注意纳谏:说得好您要听,说得不好您也要听,水平高的要听,水平低的也要听,不然大臣们谁敢说话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当批评:您现在纳谏态度可不如当年了,贞观之初您求谏若渴,唯恐人家不说话;后来也能高兴地听从谏言;现在依然纳谏,但经常流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让臣子们都看在眼里。身边有魏徵这么一个家伙,要是一般人恐怕连上朝的兴趣都没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没有怒过,一次退朝之后到长孙皇后那里撒气,嚷嚷着要把这个“乡巴佬”给办了。亏得皇后贤明,穿戴好典礼才用的正装,向皇帝下跪道贺他得到一个忠臣,这可是圣君的标志,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自祭奠,并留下了那段传颂千古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镜子。贞观十八年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国文化讲求反求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见贤思齐,向他人学习,虚心接受批评,从而正心修身、不断进步。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乡愿,尊敬像楚狂接舆、荷蓧老人这样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间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进入政治领域,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就学过《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朝历代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周厉王不听召公谏言,还要止谤路人,最终民怨沸腾,冲垮了周王朝的堤坝。秦二世时赵高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满朝公卿唯唯诺诺,少数说真话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围再无忠臣。官渡之战,袁绍拒绝田丰、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则广招贤士,虚心求教,连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也为曹操所用,最终击败袁绍一统北方。同样是曹操,在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中却一意孤行,败走华容道后痛哭谋士郭嘉早死,致使身边无人劝谏自己纠正错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连珠》一文中,提出了“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镜论”也许就脱胎于此。
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有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稳定的领导层,也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具有“纵向民主”的特点——通过上下互动交流,个人平等参与组织活动,基于理性讨论达成有效共识,从而采取集体行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的庸俗哲学,主张有话放到台面上说,以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求得肝胆相照的真团结。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尽可能广泛地倾听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我们党对待批评的基本态度,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从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用人为的芥蒂把意见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延安时期,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后,不少人怀疑其动机不良,但毛泽东同志从人民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以诚相待,将这个办法称为“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带头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并通过了精兵简政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讲到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强调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要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这些思想历久弥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
                     “三鉴”论
                           ——无聊偶记廿八
                          杨锡九
   唐太宗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鉴,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鉴矣。"
   唐大宗的“三鉴”就是:铜鉴、史鉴、人鉴。他告诫后人:作为一个开明的皇帝,经常运用“三鉴”,以铜鉴对照自己,用历史事件警策自己,用臣民的谏诤检查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谏议。
                  一、以铜为鉴。
      鉴,一作镜,是用铜做的镜子。以铜为鉴,就是说,要经常用镜子照照自己的衣冠是否端正,脸上有无污渍。
毛泽东未执政时,有句名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洗脸后,要照镜子,看看洗干净了没有,衣冠正了没有。镜子对于一个人的衣冠端正、面目清洁有着独特的作用。一个人常照镜子,就是要经常检查自己身上有哪些毛病和缺点,即时发现,及时改正。可惜老人家教育别人的话,没有用到自己的身上。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其悲剧就在于过分自负,自以为真理在他一个人手里,自比做秦始皇,无视集体领导中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一意孤行,拒谏饰非,重用坏人,从而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二、以史为鉴
       这是历来为开明的帝王所十分重视的。它就是说要经常用历史的兴亡做镜子,警策自己,接受好的经验,吸取坏的教训,不致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贞观政要》里有一段唐太宗与侍臣的对话:“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按,皇位)远长短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王禹yǔ)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无罪,秦氏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一守之不同。柞之修短,意在兹乎?”
这段话是说,周武王平定商纣之乱,以有天下,秦始皇吞并六国夺得天下,事情一样,但为何两个王朝寿命长短不同?萧(王禹yǔ)认为是人心世情不同:周武王克殷,是因纣王无道,失去民心,武王的行动受到天下人的拥戴;而秦始皇侵略六国师出无名,天下叛之。所以二者后果不同。唐太宗则认为,两朝下场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周取代殷后,务弘仁义;而秦夺得天下后,专行诈力。二者不但取之有异,守之也不同。因而得到了不同下场。唐太宗使用“三鉴”,正确接受对待自己,接受历史经验与教训,接受臣下的谏议,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史料丰裕,也有人经常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拿出来为我所用,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还美其名曰“史为今用”。最典型的是40年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事件。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席宣和金春明合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记载:
    “早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要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宣传海瑞,学习海瑞。他还讲了一段反映海瑞不惧权贵,刚直不阿精神的故事,并且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表示称许,并且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一些文章。”《见该书73页》
     会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回到北京就约请明史专家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价海瑞的文章。在此之前,吴晗曾写过一个剧本《海瑞骂皇帝》,也用刘勉之的笔名在1959年6月发表于《人民日报》。
    三个月后,1959年9月,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在会议上,毛泽东改变了他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腔调。说什么,海瑞有左派海瑞,有右派海瑞。彭德怀就是右派海瑞。既是右派,当然就言者有罪,于是就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
    根据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吴晗于1959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时,特别在文章最后用300多字的篇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点名批判了彭德怀。由此可见,海瑞戏写在前,彭德怀罢官事在后,吴晗本人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是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到1965年,经毛泽东“建议”和“允许”(1),江青到上海让柯庆施组织姚文元、张春桥等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毫无根据地无端指责吴晗1959——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是为1962年发生的“单干风”“翻案风”鸣不平。以此为起点,把全国拖入了十年浩劫之中。这种办法,并被普遍运用于“文革”十年。集大成者有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那一篇著名的“政变经”,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从秦王朝开始,到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朝宫廷政变的故事,最后煞有介事、危言耸听地警告与会者:“我们现在也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后,批林批孔、评法研儒、评水浒,不断地把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古人抬出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由“史为今用”,在“文革”中,还发明了“写史为今”。其理论大作首推戚本禹1965年在《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的《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挥舞大棒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主张无论历史有多久,对于古人古事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分析批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其后,“写史为今”的实验性著作,就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册)。作者在“前言”中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写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中国通史,这是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项政治任务。”(该书第1页)“我们深深感到,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2页)“要把几千年来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理论在史学界有极深的影响,自不待言。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克思主义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我国史学界的发展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3)
     这里引几句,请大家欣赏。看看大师当年的杰作。从这里人们才发现,当时有人把奴隶制与封建制度的交界划在战国时代,其实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则,那些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如何定呢?要把封建制度定在西周,那如何区别儒家和法家的阶级成分呢?秦始皇又如何能成为新型地主阶级的代表呢?
    郭沫若本来对孔子非常崇拜,有过去著作为证,有毛泽东“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句为证,但在文革中写《中国史稿》时,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该书第四章第五节对于孔子有一大篇评论。这里引几句:“法家在生长过程中,儒家跳了出来,孔丘就是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孔丘生长的鲁国是一个为奴隶制的文化中心,保存有宗周的文化典籍和文物制度。他钻研了这些东西,浸沉在宗周的礼乐之中,自命为当代周公,要恢复宗周制度。从而,孔丘就成了日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代表,一个著名的反动人物。”(该书378页)“由于他顽固地反对新兴封建势力,所以到处碰壁,只得回到鲁国,通过传授古籍,把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传给弟子。”(同上)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曾经说过:“历史学乃是人类的良心——除非人们讲出真相,否则,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好;但政治人物不得不吝于讲真话,或者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搞宣传,甚至恬不知耻地撒谎,并以这对国家最为有利来开脱。历史学则是一剂解毒剂。历史学如果是真正的历史学的话,就从来不吝于讲出真相。”(2)
一个史学家,一部历史著作,作者的笔头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随风倒,跟着权威人物的指挥棒转,是永远也写不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朽之作的。在网上同一位网友讨论问题时,我说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一部政治教科书。这位网友不以为然。我说,请看事实,上面引的那几段话,难道不是文革大字报的语言吗?
以史为鉴,是要以历史的真实事实为借鉴。不是要人们编造历史、篡改历史,歪曲历史,把历史事件用来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以人为鉴
       就是要要任用、重用、重奖魏征那样敢于谏诤的人,以他们的反面意见做镜子,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经常听取不同意见,及时修正错误。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的丢掉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7-1098页)
     但是,假如在当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能真心悔过,接受大跃进的教训,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为彭德怀等人彻底平反的话,也不至于引发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如果那样做了,我们的领袖可就真正地英明而又伟大了。可惜历史没有“假如”。于是只能受到历史的惩罚。很难想像,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文革结束前的28年,发生了一连串的梁漱溟、梁思成、胡风、储安平、葛佩琪、马寅初、黄万里、杨献珍、孙冶方、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张志新、遇罗克等等一系列的悲剧性的人物和事件,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别人言之灼灼的真理,就不能用到自己身上?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我看说此话的人也不比唐太宗高明到哪里。
     惨痛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民族永远记取。难怪巴金先生在生前力主建立文革博物馆。很值得人们深思。
                          2009年4月6日下午13点48分
注: (1)见毛泽东在1967年5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得谈话。江青1972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233-1234页。
(2)欧文·查德威克:《阿克顿教授》。见《法国大革命讲稿》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396页)

谔谔与诺诺作文二:中纪委网站文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过,后世对此理解最透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好比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魏徵是当年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还曾经劝李建成早点干掉李世民。他能够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后全身而退,并且得到昔日仇敌、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应该感激涕零。可这个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见,屡犯龙颜、逆圣听,给唐太宗来了个《十思疏》,条条框框地耳提面命,一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身为谏官,大面上提提意见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事无巨细。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岁者纳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签署,还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说出一套“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的道理来,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罢了,偏偏还管帝王家事,连太宗嫁女儿陪多少嫁妆,对某个皇子表示一下恩宠,这些百官都不过问的私生活,魏徵却要多事,说什么于礼不合之类,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莫说文治武功,就论从谏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饶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饶,整天围着皇帝耳朵边不断提醒他注意纳谏:说得好您要听,说得不好您也要听,水平高的要听,水平低的也要听,不然大臣们谁敢说话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当批评:您现在纳谏态度可不如当年了,贞观之初您求谏若渴,唯恐人家不说话;后来也能高兴地听从谏言;现在依然纳谏,但经常流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让臣子们都看在眼里。身边有魏徵这么一个家伙,要是一般人恐怕连上朝的兴趣都没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没有怒过,一次退朝之后到长孙皇后那里撒气,嚷嚷着要把这个“乡巴佬”给办了。亏得皇后贤明,穿戴好典礼才用的正装,向皇帝下跪道贺他得到一个忠臣,这可是圣君的标志,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自祭奠,并留下了那段传颂千古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镜子。贞观十八年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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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讲求反求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见贤思齐,向他人学习,虚心接受批评,从而正心修身、不断进步。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乡愿,尊敬像楚狂接舆、荷蓧老人这样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间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进入政治领域,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就学过《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朝历代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周厉王不听召公谏言,还要止谤路人,最终民怨沸腾,冲垮了周王朝的堤坝。秦二世时赵高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满朝公卿唯唯诺诺,少数说真话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围再无忠臣。官渡之战,袁绍拒绝田丰、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则广招贤士,虚心求教,连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也为曹操所用,最终击败袁绍一统北方。同样是曹操,在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中却一意孤行,败走华容道后痛哭谋士郭嘉早死,致使身边无人劝谏自己纠正错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连珠》一文中,提出了“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镜论”也许就脱胎于此。
  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有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稳定的领导层,也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具有“纵向民主”的特点——通过上下互动交流,个人平等参与组织活动,基于理性讨论达成有效共识,从而采取集体行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的庸俗哲学,主张有话放到台面上说,以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求得肝胆相照的真团结。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尽可能广泛地倾听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我们党对待批评的基本态度,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从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用人为的芥蒂把意见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延安时期,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后,不少人怀疑其动机不良,但毛泽东同志从人民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以诚相待,将这个办法称为“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带头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并通过了精兵简政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讲到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强调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要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这些思想历久弥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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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谔与诺诺作文三:贾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无须过度解读


 
导语:诺诺与谔谔刷屏
昨晚给“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刷了屏。有人特意问我作何解?我说仅是一篇文章而已,不要看得太重,也不要联想太多,什么“引蛇出洞法,可惜钩太直”、“辅导员出手,为某炮撑腰”等等……
你认真你就输了,还是现实一点吧。当下之中国,已非往日之中国,就一篇文章或一句陈言能澄澈天下?此篇只需看其引述,便知充其量不过是“千人诺诺”中“一诺之作”罢了。
一、正其义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好不好?当然好,想让人说真话,想听人说真话。但好之有限,甚至可以这么说:此文有剧毒!
从语境而言,“诺诺”有千人,若“谔谔”仅有一士,本身就是个惨局,何必慨当以慷?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仅是君臣关系理想化的阐述。试想若你没有一点生杀予夺的权力,谁还会来对你“诺诺”,献上千般谄媚?说白了,这句话强调的是君臣之间规矩,“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安其份,各得其所,以求江山永固,世袭罔替,玩的正是唐太宗和魏征那一套君臣“二人转”,成就一段千古明君忠臣的佳话。问题之关键,并非在于有没有谔谔之士,而在于有没有听真话的君主,典型的“君之所好”:商纣王身边“谔谔”之士多了去,可惜一一被宰杀,最后大家只能作“诺诺”保身了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背后的隐意是什么?恰恰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如今这个节骨眼上提这句话,用意挺令人五味杂陈的,是不是要表明:我主圣明,有为之士快进谏吧,他会从善如流的!在互联网构成了地球村的21世纪,进谏这词有点别扭啊!所以,此文有毒无疑啊!
二、申其旨
不妨由此句,让笔者稍作两个引申。
第一个引申“千人之谔谔,方得一士之诺诺”。此话何解?“千人之谔谔”就是大家都说人话,都说真话,也就履行宪法里所写的“言论自由”。而何为“士”,除了指智识阶层之外,想必就是指广大官员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面对“谔谔”的广大民众,那些官员只能“诺诺”的份,按照民意做事,如此一来,岂不正是执政为民?岂不正是为人民服务了吗?这种模式是什么?不正是一种民主的机制吗?
第二个引申“千人之谔谔,不如法治之铮铮”。此话怎讲?“千人之谔谔”是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大家都有言论的自由,不要担心说了话遭打击报复;而“法治之铮铮”就是让法律坚挺起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所有人都按规矩办事,也不要你甜甜地“诺诺”和他苦苦地“谔谔”了,一切由法律说了算,权贵不能搞“特事特办”那一套,那岂不是告别“人治”迈向“法治”?这不是一种法治的机制吗?
这两个引申合二为一,那就是强调的是“法治”框架下“自由”。这不正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的吗?不正是进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了?理念都已经很丰满了,不仅在积极提倡,而且白字黑字写进宪法,关键的关键,还是要具体的落地,真正来到民间。
结语
让历史照进现实,并非恢复到君臣有序的“治世”,也非重回尧舜禹汤的“盛世”,那是复古而非复兴。新时代新民众,亟需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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