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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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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篇(一):民族志


民族志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简    介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
  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做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
 
        发展阶段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
  1、最早的业余民族志。如二十四史中的“蛮夷传”;
  2、专业民族志。民族志专著的写作方式,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们的文化。
  3、经典民族志模式。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上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透过对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仪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
 
  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
  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
 
        书写方式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
 
        特    色
 
  民族志特色在于研究的族群或文化内容的开放心灵。然而,这种特色并不代表其内容不严谨。而这些开放的特色散见于被访问族群或团体的理论形式、范例研究设计、资料蒐集技巧、分析工具及一个特定撰写的形式。
 
        偏见的避免
  20世纪之前的“前殖民时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及内容多少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地区或人群的选择本身就是含有偏见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见,将偏见集中焦点外,也经由多方检证,脉络化及非主观的方向降低这些该学问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研究方法
  观察与参与观察
  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在各种场合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们往往在田野地点停留超过一年,可因此观察一整年的循环。
 
  相处共话、访谈
  研究者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提供当下活动的知识、长时间访谈。访谈可能是有结构或无结构的。
 
  系谱法
  早期研究者发展出系谱记号与象征,来研究亲属、继嗣与婚姻。系谱是非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基础,当地人每天都与近亲共同生活及工作。人类学家需要蒐集系谱资料,以了解社会关系并重建历史。
 
  重要文化报道人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些人,由于他们的机运、经验、天份或训练,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讯息或有用讯息。也因此成为重要文化报道人。
 
  生命史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对研究者更感兴趣,而且更有助益、风趣与愉快。当某个人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他们可能会蒐集他﹙她﹚的生命史。
 
  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
  民族志研究者往往结合两种研究策略:主位观点﹙emic,当地人取向的观点﹚、客位观点﹙etic,科学家取向的观点﹚。这些语汇源自于语言学,主位观点探究当地人如何思考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客位观点则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问题取向的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的趋势,已从全貌观的叙述转向更具问题取向与实验性质。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前,往往带着一个准备处理的问题,蒐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长期研究
  长期研究是针对某个社区、区域、社会、文化或其他单位的长时间研究,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访的基础上。现在的民族志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资料。
 
  团队研究
  新进的研究者以先前学者的接触与发现为基础,以增进关于当地人如何因应与经营新环境的知识。学术应是一项集体事业,先行者将过去的资料放在这整个事业中,让新世代学者继续运用。
 
  调查研究
  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在大规模社会中从事研究,他们发展了结合民族志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创新方式。由于调查研究处理大型复杂群体,其研究结果必须运用统计分析。民族志研究可补充并微调调查研究。
 
        社会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围绕着民族志研究而发展的,而且它们的经典文本大多是民族志:例如,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伊凡普里查的《努尔人》;或是贝特森的《纳芬人》(1958)。今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实际进行民族志研究赋予极高的价值,这是相对于民族学——对于民族志资讯的综合比较研究。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研究重点: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其重点于民族志为实际的体认与实行,花费时间可能长达一年半载,甚至数年,数十年。
  民族志不是他者生活方式文献化而是是具有主观起源的一种呈述。
  民族志化的研究方式或对待主体的方式起源必须为深入的“被注视性”。
  民族志虽为人类学一旁支,但并非光只是人类学的附庸。
 
 

民族志篇(二):【写民族志】写民族志的新时代


    (费孝通教授与赵旭东教授师生合影)
    民族志基于书写,而书写方式的革命也将意味着民族志书写的一场革命。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他借助了印刷文字和照相技术去呈现一种遥远的他者的存在,民族志撰述者的“在那里”的呈现成为是一种文化表达的新途径。而今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微信平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信息的瞬息万变,使得相互分离开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虚拟却真实地联通在了一起,由此而有了对日常生活加以替代的虚拟的微信或者互联网的交流。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此种网络技术的深入人心,随之也必然会带来书写方式上的一场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毋庸置疑,“媒介即讯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场革命也恰就在我们诸位同仁的身边正在发生并会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文化表达意义上的革命。在今天每个研究者再难忽视民族志书写书的诸多网络呈现以及微信的文化表达方式,这些影响也在日益波及到了更为广大的人群之中。    很显然,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乃至于一般社会科学的书写恰恰需要在这方面有一种极为积极的应对和作为,否则学科的被替代甚至取消并非仅是一场噩梦而已。1919年,波兰裔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那时差不多刚刚完成他在初步兰群岛的田野调查,正在着手准备他的后来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部典范民族志的撰写;而中国,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如火如荼的白话文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书写方式,数千年积存下来的“写汉语”文化模式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书写者的命运发生新旧两代人的更替;而恰在1924年1月15日,后来成为马林诺夫斯基弟子的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字,而他所使用的恰恰也就是今天人很容易看懂的白话文,我们借这篇文字而跟那个时代实际并没有什么隔阂。这篇最初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少年》杂志上的名为“秀才先生的恶作剧”的文章,大概对于所有在1919年以前受过传统文言文教育的那一代人中是很难见到的。换言之,如果没有那时胡适之先生在陈独秀所主持的北大《新青年》上的厉声疾呼,文字书写上的与时俱进的变革在中国再向后推多少年也未可知。猜测不是历史,历史就是前后的实际发生的变革。
    总之,书写是一种对于文化理解上的自我表达的分享,它会随着一种时代的变革而发生书写形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同样会借助于各种新的媒介技术而使其自身的存在方式有所改变。无论后人的评价如何得差异分殊,但对中国近代文化而言,白话文无疑是一场革命,一种流畅而非拘泥于格式的平易的书写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其书写和表达上的合法性。要知道这个历史也不过是百余年而已,但对人类学而言,我们为此却积累了大量用现代民族志方法所写的民族志文本,并且,此种工作一直仍在进行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必然的一种唯一模式,新的时代总会呼唤新的书写和表达的方式,这也恰恰体现出来民族志书写的生命力的所在。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日写于南书房)
     
编辑:高朋 何大勇 朱鸿辉
助理:王孟维 付启菲 “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民族志篇(三):(民族志)——汉族


(民族志)——汉族2009-02-22 22:32阅读: 汉族就是5000年前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后代。(《汉族为古代中原人直系后代》详细描述)根据2007年李辉《史前长江》一文,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其主体类型为O3(O3*、O3e都有),和现在汉族完全一致。中原地区的遗址中,不全部都是O3,也有O1和O2*,在南方,O1也出现在良渚文化中,O2a出现在吴城文化中。在2200年前,秦国统一了中原地区,当时的中原人基因类型和现在就已经基本一样了,是以O3为主体,同时具有N*、O2*、O1、Q1、C3*,秦朝灭亡后,400年的汉朝,使得汉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汉族基本形成。2200年后的今天,现在汉族也同样是以O3为主体,同时具有N*、O2*、O1、Q1、C3*,2000余年来,汉族吸收数量非常少的其他民族的父系成分,今天北方90%的男性居民为汉代中原居民的后代,长江以南,大致有80%人的父系远祖可以追溯到汉代中原居民。汉族的语言为汉藏语的一支,来自于周代的“雅言”,本来是周族日常生活用语,后来被运用到书面,成为民族通用语,汉代之后,形成固定的汉语。汉族人的基因类型和其他很多汉藏语居民类似,O3为最主要成分。O3大致占汉族基因库的55-65%,华北地区、黑龙江、陕西、客家人、广西六甲人比例比较高,大致在65%-75%;江浙、广东偏低,大致50-55%左右。(O3详细介绍)O1是第二大基因,尤其以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比例最高,大致接近20%,其他地区,北方地区普遍在5%以下,长江以南平均12%左右。(O1详细介绍)O2a是第三大基因,除广东外,比例都不高,广东大致15%左右。O2*是第四大基因类型,全国大致5%左右。(O2*、O2a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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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全文 )N*是第五大类型,全国大致4-6%,四川地区偏高。(汉族的N类型)C3*是另一个重要类型,根据复旦2000年的宿兵系统,一万多个样本中H1(C)的比例大致为3%。(C类型详细介绍)Q1是另一个重要类型,根据复旦2000年的宿兵系统,H13(Q1)的比例大致为2-4%,华北较多,南方比例为2%。除此之外,汉族中还找到过O*、NO、O2b、J2、R1a、R1b、G、N1、D*、D1、C*、N3等类型,总比例综合各次数据看,不超过2%,很多类型是孤例形式找到的。总体看,汉族就是5000年前古代中原居民的后代,而且2200-1800年前,当时汉时代的汉族就已经和现代汉族基本一致了,2000年来所有北方民族对华北汉族基因库的影响只有5-10%,南方土著居民对北方汉族的影响大致5%,对南方汉族影响接近20%。汉族中的客家族群是古代汉族的一支重要直系后代,其高达74%的O3比例现实了这个族群和华北、湖北等地的居民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中原汉族的直系后代。汉族内部,差别是有的,但差别不大,父系主体是一致的(平话族群是例外),各地汉族有相同的父系远祖,主体汉族是古代中原居民的直系后代,绝对不是民族混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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